臺灣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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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沿革

台灣本土教育的長期空白,在近年的民主化、本土化的潮流下,逐漸使本土教育成為國家的重要教育政策。教育部亦因應民間文教團體的呼籲,積極鼓勵大學成立本土文化學門的系所。本系前身「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於2002年2月由莊萬壽教授商請姚榮松教授、許俊雅教授共同擬定計畫書提出申請,同年7月獲教育部同意設置。2002年11月28日「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由莊萬壽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2003年3月開始辦理招生,招收碩士班研究生,8月1日「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正式成立,莊萬壽教授轉調本系專任教授兼所長。

2006年本系成立「在職進修碩士學位專班—台灣研究及母語教師班」,提供在職教師以及母語支援教師進修,2016年於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停招。2008年本系成立博士班,向上延展台灣研究;2009年申請增設學士班,並於2011年起招收學士生,向下紮根,同時整併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班為「臺灣語文學系」,期以完整一貫之學制,兼顧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務,為台灣研究培育更多新血。

歷年來本系分別由莊萬壽、姚榮松、李勤岸、林芳玫、林巾力老師接管系務,在歷任所長與系主任的帶領與經營之下,積極增聘教師,使本系師資陣容越趨多元。現有專任教師包括林芳玫、林淑慧、陳龍廷、賀安娟、林巾力教授、許慧如、莊佳穎、陳玉箴副教授以及曾秀萍、汪俊彥助理教授、呂美親專案助理教授,教師專長涵蓋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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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噤聲的台灣意識: 台語文學的發展、史論建構與民族想像
    (2013) 鄭清鴻; ZHENG, Qing-Hong
      1980年代初期,受著黨外反對運動所激發的「台灣意識」,逐漸成為台灣社會推動「本土化」的基礎。在台灣這塊島嶼上所產生的文學,也終於隨著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自「鄉土文學」的前身「正名」為「台灣文學」。從日治時期開始,「語言」在台灣民族認同形成的過程中成為一項充分條件,使得台灣的文學與文化實踐無不與「台語」、「台灣話」息息相關。但吊詭的是,無論是戰前的白話字文學、台灣話文運動,或是戰後經過寧靜革命,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發聲的台語文學,在「以台灣為中心」的台灣文學史當中,卻幾乎都被忽略、消抹。   究竟被戰後國民黨官方所改稱的閩南語,或客家族群所稱的福佬/鶴佬/河洛話,如何在日治以來的台灣歷史當中成為「台語」、「台灣話」?為什麼在台灣文學史當中,包括台語在內的本土語言文學反而被「消音」,卻又因為「台語」的定義引發了關於族群、民族認同的矛盾與爭論,迄今仍懸而未解?本研究以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的觀點,結合民族主義研究對民族認同、語言及族群文化等變項的觀察,展開對台灣文學史論的解構、分析與比較,梳理台灣文學的發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如何面對本土語言與文化經歷戰前、後的國語運動之後的挫傷?而台語文學掙脫「方言文學」以來的發展,又對台灣人追求主體性、自主性的民族認同,提出了什麼樣的反省與展望?   本文首先以「戰前台語文學」的視野,重新檢視台灣在全球化的情境當中,自17世紀以來對西方現代性的受容、揉雜與實踐,並深入探討「台灣話」的文學軌跡,如何在戰後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下的語言政治與文學史敘事內逐漸被抹除。在獨尊「國語」、貶抑「方言」的語言政治當中,「鄉土文學」混雜、收編方言的文類成規,阻礙台灣作家對本土語言的後殖民想像,在這樣的條件下所浮現的「台灣意識」,承認華語文學體制的合法性,延續了殖民者壓抑、收編本土語言的語際關係,形成台灣族群與民族認同的矛盾。台語文學亦因此在戰前、後斷裂的歷史縫隙中重建主體性,亦對台灣文學發出「再」正名的呼聲,為台灣文學與台灣民族認同確立多元文化、互為主體的內涵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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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話字的起源與在台灣的發展
    (2015) 陳慕真; TÂN, Bō͘-Chin
      本文以白話字為研究主題,探討白話字從十九世紀至今百餘年來的發展,分析白話字在麻六甲的起源,在中國廈門的形成,以及在台灣從清末、日治時期,到戰後的發展。透過白話字於不同時期的歷史梳理與分析,本文指出,白話字在台灣的發展主要呈現兩條主要的脈絡:一為從1865年開始,由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所發展的白話字運動 ── 這條主線在教會內穩定的發展,從日治時期延續到戰後,直到1969年國民黨政府全面禁止白話字為止;另一條脈絡源於日治時期的1920年代,白話字運動與台灣文化啟蒙運動相結合,並在戰後1950年代由台灣省議員所接續,此後因為高壓的國語政策而沉寂,直到1980年代才在政治解嚴的風潮下,隨著台語文運動而再次出現於台灣社會。這兩條脈絡顯示出白話字在台灣的發展轉變為:(一)推動者:從西方宣教師轉變為台灣本地知識份子,(二)訴求對象:從長老教會的信徒,擴及至台灣社會大眾,(三)推動目的:從傳揚基督教,達成信仰教育,改變為以普及知識,達成社會教育,(四)認同取向:從對基督教的信仰認同,發展為對台灣民族的認同。從這些轉變的過程顯示出白話字一開始作為西方宣教師創制的文字系統在台灣本土化的痕跡。   從1885年《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開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就開創了以白話字閱讀、書寫、出版、傳播的時代,直到戰後的1969年為止。在長老教會的推動下,白話字已經穩固的成為基督徒社群共通的文字。在1885年至1969年這段台灣的「白話字時代」中,以白話字出版之書籍、刊物,總數量至少近千冊,內容涵蓋了文學藝術、宗教信仰、歷史文化、兒童教育、醫學知識等領域。這些成果顯示,以白話字所構築的知識體系已然健全,並成熟的體現在各領域。白話字除了是教會信徒領受基督信仰的文字工具外,也是台灣人以台語獲取各種現代化知識的重要途徑。    本文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指出「白話字傳播圈」的概念 ── 從十九世紀白話字的傳播路線來看,首先是從南洋的麻六甲(1820年代),繼而到中國廈門(1850年代),最後來到台灣(1865年代)。就歷史的進程而言,台灣居於「白話字傳播圈」的末端。然而,經過百餘年來歷史的發展,隨著東南亞華人和中國閩南人的政治情勢、族群結構、語言式微、宗教信仰等主客觀因素,福建話和閩南話的白話字在當地並未有穩定和長足的發展。相較於此,1980年代後,隨著台語文運動的成果,使得台灣在白話字上取得優勢和主導權,逐漸躍居為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閩南的白話字輸入中心。換言之,台灣從歷史上「白話字傳播圈」的末端,逐漸發展成為具有「白話字傳播圈」中心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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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台における教ローマ字の維持と繼承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2013-04-??) 森田健嗣; Morita Kenji
    戦後台湾では一元主義的な「国語」普及政策が進められたものの、長老教会は「信徒の側に立ち信仰を守る」という立場を堅持し、信仰で用いる言語を維持することを課題の1つとして掲げた。この一貫した態度が、教会という空間で繰り広げられたことで、教会は上からの言語政策に抗しつつ教会ローマ字を維持、継承させ続けた。教会のとった具体的な対応は次のとおりである。1950年代には「国語政策」に反するとの名目で、政権は教会ローマ字聖書を取り締まったが、教会は憲法にある「信仰の自由」に反するなどの論を展開し、政権は教会ローマ字を残存させる余地を残した。6、70年代、教会は政権の主張する国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反する言動や民主化要求を繰り広げたため、政権はその活動を抑え込めるべく教会ローマ字聖書を没収する措置をとった。だが教会はまたしても50 年代と同じ論で政権に抵抗した。80 年代には「語文法」草案にローマ字制限の規定が明記され、教会は再び危機感を顕にした。この頃になると拡大した「党外」勢力と教会が一致して「語文法」反対の行動をみせ、旧来の国民党による統合政策の挫折がみられるに至っ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