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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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臺灣歷史詞彙的形塑與轉變—以「出草」為例（1717-1994）(2019) 席名彥; Hsi, Ming-Yen本文旨在研究「出草」詞彙意涵及語言使用方式的歷史變遷，並探究其轉變因素。「出草」是臺灣特有的漢語詞彙，起源於十七世紀漢人社商對臺灣原住民捕鹿行為的描述，到了十九世紀以後，由於隘墾地帶隘丁與山區原住民狩獵衝突頻繁，「出草」的語意逐漸轉變為「生番殺人」。 文獻紀錄上，十九世紀以前臺灣方志對「出草」一詞僅用於捕鹿或狩獵的語境，但十九世紀以後的文獻，開始將「出草」等同於生番殺人。政權更替後，日文文獻承襲了出草殺人的說法，二十世紀以後出版的原住民研究書籍，都已將「出草」當作原住民獵首行為的專有名詞。總督府官方更透過吳鳳故事的創造，讓「出草」的負面詮釋深植人心。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延續相關政策，加上國民教育體制與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吳鳳故事中的「出草」印象，仍被視為原住民文化的負面象徵，因此成為原住民運動力圖破除的目標之一。二十世紀末，原住民作家重新詮釋了「出草」一詞，給予光榮、勇敢的正面意義，並以實際的抗爭行動，成功改寫了整個社會對「出草」的認知，影響持續至今。 本文認為，文獻中「出草」詞義之所以轉變，是因為原住民內化了外來語言詞彙後，反而在使用過程中改變了語言使用者群體原先對該詞彙的認知。此一語言現象，不僅可能發生在十九世紀「出草」詞義從「捕鹿」轉變為「殺人」的歷史階段，在近代原住民作家的行動及其結果中，亦可相當程度地得到驗證。Item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制服(2019) 蔡雅薇; Tsai, Ya-Wei在女子受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日治時期，能夠穿著「高女制服」的學生即代表當時少數具備新知識、新教養的新女性，制服成為高等女學生最明顯的身分象徵。本論文主要目的在究明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女學校制服的變化，並找出高女制服之間的同質性或相異性，更進一步分析日本內地與臺灣本島女學生制服的關聯性，最後考察高女制服之意涵，以及對臺灣女子的象徵性及社會意義。 考慮各學校成立的緣由及時間，本文將日治時期成立的23所高女分成(1)1922年以前成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2) 1922年學制變更以臺灣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3) 1922年以後設立之初即共學的高等女學校(4)私立高等女學校等四類，分別說明各校制服變化的過程及特色。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1922年以前設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起初是穿著日式「和服搭配袴」的款式；而台灣人的學校則起初是傳統漢人服裝，後來變為「上著大襟衫、下著袴、或褶裙」，僅有臺灣人的獨特款式。1922年以後，各校制服皆開始洋服化，最後逐漸皆改為水手服樣式，而在領子、領帶處以不同數量的線條來代表學校。1939年因應戰爭形勢，臺灣總督府決議將高等女學校的制服統一為水手服。 1940年以後，基於軍事與勞務動員、躲避空襲等現實需要，女學生會穿著水手服上衣搭配方便活動的燈籠褲，由各校自行規定燈籠褲樣式。 日治時期台灣的高女制服，一方面受到日本內地高女制服的影響而變化，一方面亦有台灣本地的演變脈絡。本文釐清各校制服的樣式變化後，未來可做為博物館展示、影視戲劇的造型設計之重要參考依據。Item 1950年代「山地歌舞」之形成與發展(2019) 許慈芳; Hsu, Cih-Fang「山地歌舞」是一個廣為人知的詞彙，亦是臺灣原住民的象徵之一。然而，現今對「山地歌舞」歡愉、同樂的印象，在1950年代卻有著反共抗俄之愛國意識的特殊意義。戰後山地行政以「山地平地化」為方針，政府瞄準原住民喜好歌舞，遂選定「山地歌舞」進行改進，使之成為含有政宣、康樂功能，亦背負國語推行任務之表演藝術，並成為國民黨利用臺灣原住民來與對岸共產黨進行文藝競逐。國家控制下的「山地歌舞」，除了經過1952年的全面統一改進外，至1956年改為賺取觀光外匯之工具，讓「山地歌舞」在文明與原始間擺盪不定。單就1950年代期間，「山地歌舞」即經歷強大變動，改變了山地社會原有的傳統樣貌，年青人不再以身為「山胞」感到驕傲，而是拋棄傳統、加快平地化腳步，以融入一般社會為榮。 本文旨在還原1950年代「山地歌舞」形成之過程，同時呈現當時同為政治與經濟服務之雙軌樣貌，由此針對其成為一歷史詞彙來探究，試圖為1950年起至原運前之「山地歌舞」下一定義，使其在既統一又混雜之時期訂立框架，能與原運後注重個別部落、族群性格作區別。Item 傳唱與想像—戰後臺灣流行歌曲中的臺灣形象（1945-2016）(2019) 許仁瑋; Hsu,Ren-Wei本論文以戰後臺灣本地國、臺語流行歌曲中的臺灣形象作為研究主題，流行歌曲是大眾流行文化流露常民心聲的直接代言者，透過流行歌曲的創作與傳播作為反映與建構臺灣形象之媒介，流行歌曲藉由音樂旋律賦予情感的傳達，其渲染力、影響力更勝於其他報章媒體、文學作品的書寫。 戰後歷經戒嚴、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解嚴、政黨輪替，各個階段的臺灣流行歌曲創作者分別以反映國家社會現實及建構理想化的國家，來形塑不同階段的臺灣形象。 國、臺語流行歌曲從戰後初期到戒嚴，劃分出外省、本省，二種不同省籍的語言代表著流行歌曲市場的取向，國民政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國語為尊，打壓臺語、客語、原住民語等「方言」，國語流行歌曲取代臺語流行歌曲來主導臺灣流行歌曲市場，臺語流行歌曲在「弱勢」的狀態下，建構出以臺灣本島為主體的形象歌曲，力抗臺灣成為「一個中國」附屬下的復興基地。 本論文透過歌曲資料的蒐集、文獻回顧，分析歌名、歌詞中以「臺灣」為主題的作品，整理、分析出關於流行歌曲所建構出的臺灣形象，並探討臺灣形象被建構、形塑之背景、目的，盼能透過歌曲所傳達的精神，建構部分以「臺灣意識」作為主體性的目標。Item 日治時期砂眼調查與防治--以學校衛生為基礎的觀察(2014) 池田若菜; Ikeda Wakana本文探討日治時期台灣有關砂眼的調查與防治，尤其以學校衛生方面實施的砂眼對策為中心討論；主要聚焦於台灣砂眼流行的狀況、學校砂眼對策與防治、臺灣本島和日本國內制度面的差異，及在台灣實施的砂眼對策之成效等課題。 1895年以降，台灣的衛生狀態之改善是日本政府和台灣總督府重大的目標之一。日本統治台灣之初，便面臨瘧疾、鼠疫和霍亂等急性傳染病流行，因此以遏止這些致命的傳染病為首要任務。為了有效推動衛生事業的制度化，台灣總督府將日本實施的衛生制度引進台灣，作為其在台灣推動衛生行政之第一步。 儘管一開始台灣總督府的疾病防治重心並未放在砂眼上，但由於台灣早有「盲人多」的現象，因此台灣總督府自1900年代初期即開始統計盲人的數量，同時也注意到砂眼的流行。然而，因砂眼、寄生蟲等疾病較不易直接危害生命安全，因此相關制度的訂定和防治對策的提出，較日本國內晚了10年左右才制定。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日本國內即制定「砂眼預防法」，但此法案始終未曾在台灣施行。儘管如此，從統計、報章雜誌等報導來看，很明顯地可看出砂眼曾在台灣大肆流行；而當時負責砂眼對策的最大機關就是學校，此可從1921年台灣的「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中看出。 從制度面觀之，台灣的學校衛生制度並不是直接導入日本國內之學校衛生制度。在「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中，也有台灣獨有性的規則項目，另一方面，也有在台灣未實行的規程。 關於在台灣負責學校衛生的「學校醫」，一開始「學校醫」通常由「臺灣公醫」兼任，直到1922年制定「關於台灣公立學校醫的聘僱及執務之規則」，「學校醫」的資格才規定為「公醫、開業醫、從事醫務的台灣總督府醫院職員」。很明顯的是，「學校衛生」與「學校醫」、「公醫」有著密切的關係。台灣的學校從1910年展開沙眼調查、統計，較日本國內還早開始，這似與「公醫」的設立與普及有相當的關係。 就學校砂眼對策的成效來看，當時並未透過學校的兒童將衛生觀念滲透到家庭，可以說學校教育對臺灣人社會的影響有限。砂眼罹患率沒有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根本治療法尚未確立，砂眼的預防法沒有改善，感染源也無法斷絕。Item 臺灣牛瘟防治之研究（1895-1923）(2015) 朱丰中; Chu Feng-Chung本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牛瘟防治為主題，探討殖民政府如何將近代家畜傳染病防治技術落實在臺灣、官方如何因應防疫障礙調整政策，並說明臺灣社會對於防疫的態度和應對，以及新舊觀念有何矛盾衝突。本文延續過去臺灣牛與農村的歷史文化研究，補白日治時期農村社會家畜疫病的防治情形，敘明臺灣近代國家管理動物及防治動物疾病的開端，並從農村社會角度出發，提供在地觀點的牛瘟防治史，補日人文獻之不足。 牛隻是臺灣唯一的生產運輸獸力，牛瘟一旦發生，對殖產經濟的損失與威脅至為嚴重，所以成為官方迫切防治的家畜傳染病。臺灣總督府從1901年確立牛隻保護政策，至1920年撲滅牛瘟，這期間總督府牛瘟防治的技術與政策發展，促進了臺灣家畜衛生的健全，包括家畜衛生行政的整備、獸醫人力的擴充、免疫血清技術引進及家畜保險制度的建立等等。 經本論文的研究與探討，瞭解到臺灣總督府防疫政策為功利取向，著重實效性技術的移植與應用，大體借用歐洲防疫經驗，加強行政力量控制疫情。隨著官方防疫手段的強化，臺灣民眾的排斥由消極抵抗，提升到與防疫人員正面衝突。究其原因，農村社會的防疫態度，並非單純缺乏家畜衛生知識，乃是其內在知識文化與外在經濟壓力雙重影響所致。官方與民間的防疫衝突，在保險與保健制度健全之後，才逐漸平息。牛瘟是臺灣獸疫防治成功的第一次經驗，也是日本殖民政府引以為傲的統治成果，然而對農村社會而言，卻是一段民眾與國家權力、新防疫觀念技術接觸的新歷程。Item 日治時期留學日本的尼僧(2014) 王宣蘋; Wang Hsuan-Ping本文探討的主題是日治時期的留學尼僧，所謂「留學尼僧」是指曾經到日本就讀佛教學校的尼僧，她們是臺灣歷史中第一批優秀的女性出家人。本論文根據限有史料、近人研究等初步整理出日治時期曾經到日本佛教學校學習的尼僧名單，並且針對留學尼僧赴日的時空背景及回臺發展作一探討。 日治時期，臺灣尼僧接受教育的管道來自參加講習會、或在尼僧道場學習，然而講習會舉行次數不多，且尼僧道場屬於草創時期，因此教育活動難以持續。日本的尼僧教育起步於明治時期，在日本統治臺灣以前，日本已有專門培養尼教師的佛教學校出現，因此臺灣的尼僧如要進一步深造佛學則可能選擇留學日本。 日治時期，臺灣約有二十多位尼僧曾經到日本學習，她們就讀「曹洞宗關西尼學林」，「淨土宗尼眾學校」、「私立駒澤大學」、「臨濟宗宗榮尼僧學林」等佛教學校。多屬於法雲寺派且隸屬寺院多來自新竹，此可由新竹的歷史背景與望族陳根傳夫人的佛教事業來探討，赴日年代集中於一九三○年代中期左右，這和臺灣佛教教育發展及佛教在此時代扮演的被動員的角色有所關聯，因此尼僧前往日本可能得到支援。 關於留學尼僧的出家背景與赴日學習內容，以勝光法師為探討中心，勝光法師從小在淨業院出家，其父母、家中的兄弟姊妹也多選擇出家。因日本僧侶和淨業院有所來往，加上個人對日本的嚮往決定赴日留學。勝光法師在日本學習共有八年多的時光，在「關西尼學林」學習五年半左右時間。後就讀「保母養成所」。 留學尼僧回臺發展，是本文最後要探討的問題，近半數左右尼僧選擇在臺灣繼續以「尼僧」身分弘揚佛法，回臺灣的尼僧一方面可能需要適應新的語言、文化，一方面必須在戰後民生困苦的環境整建寺院、各處辛勤募款、還有教化僧俗，以維持寺院的基本運作。關於留學尼僧如何在戰後的環境實踐理念及其對佛教的的影響等，本文以達超法師、如學法師、勝光法師的佛教事業作探討。 關鍵字：尼僧、尼僧教育、留學尼僧、勝光法師Item 從古典到現代—陳定國的 「女性漫畫」(2014) 林姿秀; Lin,Tzu-Hsiu漫畫乃以簡明誇張的繪圖所構成的一門藝術，除了具備娛樂的性質外，更有傳達政令與諷刺時事的功能，而漫畫的讀者遍佈各年齡層，不失為一種大眾傳達訊息的媒介。 日治時期不僅有日本漫畫家來臺發展，透過報刊連載漫畫，將日本漫畫的表現形式傳入臺灣，並對戰後臺灣漫畫的文法體系構成影響。1950年代中期以後，兒童漫畫開始興起，與約當同時期的反共漫畫，成為戰後早期漫畫的兩大潮流。 早期本土漫畫家陳定國將地方戲曲中的服裝與鳳眼特徵應用至漫畫人物上，且大多數以女性做為故事主角的「女性漫畫」，較具代表性與自我特色。他的「女性漫畫」可分為古典與現代兩種類型的題材，研究漫畫文本以《孟麗君》和《呂四娘》、《花小妹》，以及《大眾徵信》專欄漫畫中的女性為主，再搭配其他古典題材的「女性漫畫」進行補充，以便討論、比較古今題材「女性漫畫」的表現形式，以及作者所欲建構、傳達的女性形象與價值意涵。 此外，筆者嘗試比較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的陳定國古典「女性漫畫」與日本少女漫畫的漫畫表現形式，並就當時政治文化的環境因素，進一步探討臺灣早期為何尚未生成少女漫畫。Item 日治時期臺灣的農事改良政策與農村社會(2014) 黃俊昌; HUANG, JYUN-CHANG本論文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的農村如何導入近代農業技術的過程，並觀察此過程中，殖民政府如何使用自身和臺灣本地社會的資源，以及本地社會如何因應自己的需要，接受殖民政府的需求。 臺灣「農事改良政策」的出現，是作為殖民地統治的一部分，由殖民政府引進的。「農事改良政策」的體系以農事試驗場和農會制度為主，前者作為農學研究機構，負責調查殖民地的農業環境並分享農業知識，後者則是作為農村統治機關而存在。這兩個制度是在兒玉源太郎總督任內規劃，直到1908年下一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任內完成制度化。 作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臺灣被賦與糧食或者是工業原料生產基地，以輔助日本正在發展的工業部門。臺灣總督府積極找尋具有商品價值的工藝作物的發展可能性，甘蔗的重要性被凸顯出來，然而日俄戰爭前後所產生的日本國內糧食缺口，讓殖民地的稻米的重要性提升，改良稻米的生產成為臺灣總督府內部農業發展的一個路線。因此，自1910年代開始，臺灣總督府積極進行臺灣在來米品種汰選以及日本品種稻米的試植，一方面也透過農談會或品評會等方式，積極推行日本「精耕、多肥」的耕作理念。 直到1920年後期以後，由於蓬萊米品種技術的突破造成種植的風潮，本文試圖以屏東平原的萬丹地區作為例子，探討在水利設施不足的萬丹地區，如何透過農村人物力量的匯集，向臺灣總督府請願建造萬丹水圳，並且這些人物又是如何在自身利益的考量下反饋農事改良的理念，並且這些「看不見」的體系，仍然在戰後臺灣影響著農村的運作。Item 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1901-1911）研究(2015) 周百合; CHOU, Pai-Ho日本統治臺灣以後，建立起近代教育體系，用以培養適合殖民地統治的「新人種」。然而，日本統治者的教育意圖，要如何傳遞給實際從事教育、在第一線的教師呢？由臺灣教育會所發行的機關誌──《臺灣教育會雜誌》及《臺灣教育》，是考察此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由於《臺灣教育會雜誌》是臺灣教育會所發行的機關誌，當然也必須看到組織，另外還有當時的總督府以及臺灣教育，由總督府、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三者各自在雜誌中所反映的內容，以及釐清雜誌中究竟是誰在發言，分析雜誌中所呈現的各個面向，掌握當時的政策或實際教學狀況，以從中了解當時社會、教育界所關注的焦點，也希望更進一步看到雜誌中的臺灣，是一個怎樣的臺灣？或者說雜誌本身呈現出了一個怎樣的臺灣？是本文希望達成的目標。 由於本文希望可以對雜誌有全盤的認識，藉此分析臺灣教育會在日治初期的立場、想法及當時教育界的主要觀點，因此本文將根據雜誌中的文章內容分為若干類別，加以統計後，進行分析。在章節安排上，首先，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章節架構及相關研究回顧。第二章從總督府的學事行政組織、發展以及臺灣教育會的流變，分析臺灣教育會與總督府之間的關係，藉以究明臺灣教育會的定位。第三章則是透過《臺灣教育會雜誌》中最重要的「論說」類，將文章、作者及其出身加以分類、統計，以探討雜誌中的言論取向。第四章將焦點放回教育現場，透過雜誌中「實驗調查」，了解當時教學的實況及相對於「論說」以外的想法。最後總結出該雜誌本身的定位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