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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唐代〈月令〉組詩的物候感知與地誌書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5-12-??) 廖美玉; Liao, Mei-yu先民生活經驗累積的月令物候知識，除了運用在施政上，發展出天文、曆法的持續觀測與修訂，使自然物候與社會生活始終保持緊密的互動關係。而月令物候知識的普及，除了攸關農業生產的農書，以及社交活動、人情往來的書儀等應用文書外，藉由詩歌傳唱所發揮的教習功能，南北朝已出現〈月令〉組詩，入唐而尤有長足發展，從敦煌的民間傳唱，至中唐的文人社群，再到李賀洛陽府試的應試詩，在時間上綿延了二、三百年，地域上跨越了江南、敦煌與洛陽。本文分別從「月令物候知識體系的傳播與教習」、「民間〈月令〉組詩：在物候流轉中顯影的征婦群體」、「中唐文人集體創作的〈狀江南〉與〈憶長安〉」與「李賀〈十二月樂詞〉所映現的都會性與物候期」四個面向加以探究，尤其著重發揮人地關係的地誌書寫特性，映現出特定地理區域的自然物候、日常生活與社會文化，在傳統的地理志、方志、風俗志等文獻記述之外，為區域地誌提供了更為豐富的面向。Item 氣候、災荒與生存抉擇--唐代鬻賣人口現象析論—唐代鬻賣人口現象析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2-12-??) 李淑媛; Lee, Shwu-yuan拙文欲探討唐代氣候變遷引發之災荒，以及災後饑饉求生下的危機抉擇。遇值災荒，負面衝擊必相應而生，輕則民生經濟凋弊，重則社會動亂危及政權。唐統治階層面臨天災異象頻仍，除了消極因應外，尚須擬出有效對策與措施使之化危為安。然政府雖有其救恤政策，往往惠澤有限；諸人事之禍，卻凌駕於自然災害。小民面對無力回天的災情，在天災人禍雙重威逼之下，為化解生存危機，只得「割慈忍愛」做出賣兒鬻女等痛苦抉擇。Item 從敦煌講史類變文看唐代社會(2010) 許孟怡本研究主題透過敦煌變文中關於中國歷史故事類之講唱文學作品的內容來分析了解唐代社會在這些文學作品中他們所呈現出對中國歷史人事物的觀念想法等情況，就如同克羅齊所言「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敦煌變文的作品也是如此，其融入創作者及唐代民眾對於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狀況的觀點及想法，反映當時社會的各種現象。 本文藉由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所載講史類之講唱文學作品—《舜子變》、《伍子胥變文》、《漢將王陵變》、《季布詩詠》、《捉季布傳文》、《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王昭君變文》、《孟姜女變文》、《秋胡變文》、《韓朋賦》、《董永變文》、《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葉淨能詩》、《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等篇內容，來分析探討各篇人物在變文書寫與原先史書記載或文人筆下記載的差異。這樣人物書寫差異的背後所欲傳遞傳達的訊息或意義為何？並藉此來分析探討變文所反映的唐代社會。Item 新出墓誌與唐代崔氏文學家族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發展處, 2012-09-??) 胡可先; Ke-Xian Hu崔氏為唐代的望族，數代擅長文學，堪稱文學世家。新出土文獻中，崔氏墓誌頗多，僅詩人墓誌就有〈崔尚墓誌〉、〈崔翹墓誌〉、〈崔元略墓誌〉、〈崔泰之墓誌〉、〈崔河墓誌〉、〈崔備墓誌〉及〈崔安潛墓誌〉七方，這對於研究唐代崔氏家族的文學傳承具有重要意義。這些墓誌又可別為四個族系:崔尚、崔翹、崔安潛屬於崔融一系，為崔氏南祖房;崔泰之與崔備為一系，為崔氏許州那陵房;崔元略屬於博陵大房;崔河屬於博陵二房。論文以崔融一系為討論的重點，從五個方面展開:一、崔氏家族詩人墓誌的出土情況;二、崔尚的文學實績;三、崔翹的文學實績;四、崔安潛的文學實績;五、崔融文學世家的傳承。主要考察崔融一系文學家族的事蹟'與崔融一系和清河崔氏文學家族的關係。Item 唐初道士成玄英「重玄」的思維模式--以《老子義疏》為討論核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1-12-01) 鄭燦山Item 唐高宗政治權謀的再認識—兼論高宗朝的武則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2-06-??) 羅永生; Lo, Wing Sang二十世紀初，前輩學者仍以昏庸、庸懦以至傀儡等字眼形容唐高宗。但隨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掀起對武則天研究所引發的討論，不同的看法亦開始出現。論述武則天在高宗朝沒有完全執政，唐朝軍國大政仍緊握在高宗手中。高宗的聰明才智雖不及太宗，但並非昏庸無能，他讓武后參與政事，亦非出于懦弱，其歷史作用是應該肯定的。並非傳世史書所描繪為“軟弱無能＂的君主。這些討論，給研究者帶來新的課題，如果我們不依從傳統的看法，認為高宗不是昏庸的皇帝，則日後武后臨朝稱制的局面，如何解釋？高宗廢王立武後，朝廷上有沒有形成一股屬於則天的政治力量？她與高宗在政見上，是否有分岐以至如部份論者所謂的有矛盾？簡言之，究竟她在高宗朝的二十八個年頭裡，擔任了甚麼角色，起了何種作用？我們甚而可以追問，她在這段日子的經驗，是否影響到日後她掌權的日子中的權術運用？史料的貧乏，使這些問題的探討有不少困難，但為要追求較合理的答案，重新考察和認識高宗朝的歷史，實有其必要。Item 唐孫樵〈興元新路記〉青松驛以北驛路之現地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1-12-??) 簡錦松; Chien, Chin-sung唐代自秦入蜀的谷道中，褒斜道的聲名最著。唐人孫樵曾寫下〈興元新路記〉，詳細記載沿途驛站和驛程，成為研究褒斜道的重要參考文獻。本文以現地研究方法，利用本人實地考察所記錄的GPS位址和照片資料，在GoogleEarthPro衛星地圖上，擬測〈興元新路記〉中所有的驛路與驛站。由於孫樵高度寫實，使本文能將「興元新路北段」全部在衛星地圖中呈現出來。Item 唐五代河南道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2006) 陳奕亨中國是個幅員廣闊的國家，由於各地自然環境差距甚大，因此區域間的社會經濟發展亦不平衡，不做分區深入的探討，勢難掌握各時代的發展全貌。唐代河南道劃定於貞觀元年（627），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天下為十五道，將原河南道洛陽附近諸州割出增置都畿道，其地理範圍大致包括今日黃河以南的河南、山東二省，淮河以北的江蘇、安徽二省。北以黃河與河北道為界，南以淮河與淮南道為界，東至海，西南至桐柏、伏牛、熊耳等山。 唐自安史亂後，雖仍保有帝國之名，但實際上中央政府的權威與唐初相比卻已大大縮減。就政治情勢而言，安史之亂結束之際，朝廷為苟安而行姑息政策，任命多位安史降將為河朔諸鎮節度使，此後，這些節度使們在當地不但自署官吏，連賦稅亦不上繳中央，朝廷對此也莫可奈何。為對抗朝廷，保護好不容易才得來的半獨立自治權，河朔地方軍人集團擁有很深的危機意識，不但藉由與其他藩鎮的合縱連橫，以鞏固自身安全，甚至不惜與中央採取武力對抗，為此他們還廣增兵員，建立強大的戰鬥部隊。此時節度使們為維護自身利益，他們從部隊中挑選精銳，建構一支完全隸屬節度使統轄的親軍—牙兵，並以優渥的待遇，使牙兵保持對節度使個人的忠誠，藉以擴大節度使的統治基礎。牙兵一方面被節度使做為地方的武力基礎，一方面還可作為要脅朝廷，索求旌節的政治工具，於是國中之國，尾大不掉的局面便逐漸形成。 此外，安史亂後，天下局勢已發生重大改變，亂前河北、河南等道，原為朝廷財政深所依賴的地區，然由於亂後藩鎮割據之故，兩地區的財賦不再上繳中央，至於京西北地區為防禦吐蕃而部署重兵，在此情況下，江、淮地區的財賦，對朝廷而言也就變的格外重要，同時，作為聯繫政治與經濟重心所在的漕運，重要性也較安史亂前要大為提高。 當時河南道由於北接河朔，南屏江淮，西連關中，又是漕運所經之地，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因此也多部署重兵。安史亂後初期，當地幾個較重要藩鎮如淄青、淮西等節度使，多以平盧軍為構成主體，這是因為河南地區承平日久，缺乏戰力強大的武裝部隊，為填補空缺，此時正逢部份平盧軍人因與安史集團發生衝突，被迫輾轉南渡至今山東、河北一帶，朝廷遂將這批南渡的平盧軍人，安排於缺乏強大武力的河南道。平盧軍人南渡後，開始尚與朝廷相安無事，但至德宗時，由於過於積極想要恢復亂前朝廷原有的權威，卻又昧於政治現況，欲迅速解決藩鎮問題的結果，導致華北藩鎮結合成聯合戰線，共同對抗朝廷，，最後，德宗被迫放棄這個企圖，改對藩鎮採姑息政策，藩鎮跋扈氣焰達於頂點。憲宗即位後，挾二十餘年朝廷累積之資本，一掃前朝的姑息態度，逐步彌平藩鎮割據之局面，重振唐王朝的聲威，元和末年，河南道藩鎮多「順地化」，重新接受唐中央的直接指揮。穆宗長慶初年的藩鎮大亂，雖使河朔地區的藩鎮再度脫離中央控制，但這場亂事似乎未對河南道藩鎮造成太大影響，直至黃巢之亂發生後，隨著中央王權的解體，才又再度出現獨立化的傾向，只不過此時已不限於河南道，全國大部分地區皆已逐漸朝向分裂割據的局面邁進，史稱五代十國。 在財政上，由於舊制度的崩潰，安史亂後唐王朝亦也開始著手調整新的賦役制度，其具體政策，主要是以兩稅取代租庸調，並同時藉由各式專賣制度以及新增稅目等方式聚斂財貨。然而，社會方面卻由於土地大量集中，以及其他種種因素，使得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導致社會不安，人民的反抗隨著年代推移日漸增加，最後終於造成黃巢之亂，傾覆唐朝的支配秩序。然黃巢之亂期間，新興藩鎮的勢力迅速上升，逐漸嶄露頭角，逐漸形成位處河東的沙陀李克用集團，和以汴州為根據地的河南朱溫兩大集團。隨著武力征服與併吞，舊有的唐型藩鎮逐一為兩大集團併吞，最後朱溫終於取代唐朝，建立五代第一個華北王朝—後梁，此時華北各政權雖仍設置藩鎮，但大部分藩鎮的權力實已遭到削減。 時入五代，天下局勢已與唐代完全不同，此時河南道不再是朝廷作為溝通政治、經濟兩大重心以及河朔三鎮的屏障而已，而成為帝國政治重心所在。同時，由於江淮地區的豐富資源，不再透過運河，源源不斷漕運至華北，面對江淮物資供應中斷，五代政權唯有透過強化現有地區的經濟發展，政權才得以延續下去，因此五代幾個國祚稍久的政權，無不重視華北地區的經濟生產恢復。 從朱溫開始就已逐步進行的統一進程，首先是對河南道的整合，在政治上中央權力的集中，以及人事層面中大量採用河南出身人士，是後梁王朝建立仰賴之基礎。不過當他後來嘗試對河北進行整合時卻以失敗坐收，並導致後梁王朝的傾覆。然而，區域整合的腳步並未因此停止，經過從後唐以來五代各朝的努力，華北地區再度整合為一，尤其是後周時對河南進行的一連串社會經濟開發，使得當地的重要性逐漸提升，其中疏通漕運這項工程，更使政府得以進一步利用河南道的資源。 宋能取天下，武力固然重要，然而武力尚須以經濟為基礎，故經濟實力才是從背後支撐的重要因素。宋代建立後，中國南方除了淮南一隅，其餘地區依舊分處於不同的割據政權手中，因此北宋王朝的財政支出，唯有依靠華北地區的供應。然華北中黃河以北地區由於契丹威脅，當地資源多用於軍事防務之上，故對北宋政權的供應實屬有限，朝廷得以憑藉的唯剩河南與關中地區。河南道財政地位的上升，可以從北宋太平興國六年的歲漕定額實數中窺見，關中與河南成為供應京師物資的重要地區。雖然宋代先南後北的戰略目的之一，是為了要取得南方財富，但實際上獲得的卻不多，至於江淮400萬石糧食的漕運數額，也是在統一戰爭末期才開始的，由此可知，宋代能一統寰宇，主要憑藉的是北方的經濟實力，尤其是河南與關中地區的物資供應。黃河流域中、下游一帶，自黃巢之亂以來由於戰亂不斷，當地的民生經濟遭受極大破壞。後梁建立後，雖也嘗試做過恢復生產的工作，卻都因戰亂未息，沈重的賦稅雜捐以及武人節度使的貪殘等因素，民生經濟的恢復始終有限，真正為宋代奠定立國基礎的政策多始於後周，當時朝廷所進行的一連串改革包括嚴逞貪污，廢除營田制度，改革稅制，均定田租，打擊寺院經濟勢力，以及最重要的興修水利與整頓漕渠等，為華北民生經濟的復原帶來極大的成效，更為日後北宋王朝得以統一全國奠定良好基礎。 欲明瞭河南道在對唐、五代及北宋政權各具有何種意義，筆者考慮從一個特定區域在國家政策中具有什麼樣的意義與角色定位這個概念，來建構本文的論述框架。本文探討的時間範圍主要集中於安史之亂發生後至唐末這段期間，並簡單述及五代至宋初河南道藩鎮的演變趨勢，討論之內容則是從基本的地理環境、土地開發、資源利用到人口成長等各層面出發，接著探討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方式、地方高層對中央的態度等問題，除了兼顧時空關係外，還需作各種動態考察，以明瞭時代的變化及推移，以對導致差異產生的根本原因努力尋求合理的解釋。Item 唐代春秋兩季中節氣詩的文化意涵(2021) 余秀卿; Yu, Hsiu-Ching先秦時代的人們透過觀察日常天候與地上萬物的消長，制定節氣，便於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早在春秋時的民間歌謠《詩經‧秦風》記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時值白露，秋水天長之際，岸邊蘆葦蓊鬱，引發心中所思。詩歌透露的訊息，正是古人對於節氣與日常生活密切聯繫的示現。詩歌發展至唐代為一巔峰時期，在國力富強、經濟蓬勃的推波助瀾之下，文化兼容胡風胡樂，節慶活動變得更加盛大。四萬八千九百餘首的《全唐詩》，提供了春秋兩季的節氣詩許多豐富的史料，從《全唐詩》中蒐索春秋兩季的節氣詩歌，以民俗學觀點釐析出其中的文化意涵。本論文探究的方向聚焦在唐代節氣詩的多重文化意涵上，在這些作品中可以找到四個文化特質：順天應時的天人和諧之道、慎終追遠與言志抒懷、應制酬唱以吟詠節氣、休閒娛樂的遊藝活動等四個文化面向，經由梳理唐代節氣詩的文化層面後再重新審視，以期能更立體、全面地去觀看唐人生活的風貌。本論文章節架構： 首先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並確立研究範圍，以《全唐詩》為主，並 參酌王重民的《補全唐詩》。接著探討歷年來相關的文獻與回顧，以及說明本論文的 研究方法與步驟。 其次介紹節氣及探討節氣文化內涵，並概述中國最早的農事曆書《夏小正》及秦 漢前後到唐代的歲時曆，接著說明唐代社會文化景況，是繁盛的社會文明，對文學普 遍崇拜的現象。 第三、第四章詳論從立春到穀雨，與立秋到霜降，共十二個節氣的物候。以《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及《七十二候考》列出個節氣的物候現象。每個節氣舉出三至四首 相關唐詩，並探討詩的內涵，與詩中所述相關的節俗活動，進一步追溯唐代史籍中相 關的記載，從中深入探析關於節氣詩的文化意涵。 第五章討論詩中多元的文化面相：順天應時求天人和諧之道、言志抒懷與慎終追 遠、應制酬唱以吟詠節氣，及休閒娛樂之遊藝活動。 最後第六章結論則將唐代春秋兩季的節氣詩做整體歸納的論述，並展望未來尚未 被探討的研究範疇。Item 唐初道士成玄英「重玄」的思維模式──以《老子義疏》為討論核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1-12-??) 鄭燦山; Cheng, Tsan-shan本文聚焦於道教「重玄」的課題，這個課題涉及六朝末隋唐之際「道教」內部逐漸興起的新思潮──重玄思想，而唐初道教一代宗師道士成玄英，可謂集其大成者。成玄英對於「重玄思想」，進行較為全面而且深刻的論述，特別是其專著《老子義疏》，此書便成為本文討論的重點。對於「重玄」的課題，學術界一般習慣從中國哲學史的角度思考、分析之，特別是直接從思考「魏晉玄學」議題的問題意識切入，而逕將「重玄思想」接續於「魏晉玄學」之後，並作為其遺裔。或者關注「重玄思想」與佛教思想的比較，尤其是中觀學派的理論，往往成為重要的參照系統。筆者本文將透過反省前人的研究立場入手，進而討論前輩學者的研究方法；在如此的基礎性討論之下，希望重新定義成玄英的「重玄」概念。定義的改變，也將聯動引起研究方法與步驟的改變，對於文獻材料的運用與解讀，自然也會朝不同方向發展。筆者認為，上述「中國哲學史」性質的研究進路，固然稱便，但是如果從方法論的後設角度作反省，卻似乎也忽略了所謂「歷史」面向的問題，亦即「思想史」的問題。其次，關於「中國哲學史」性質的研究進路，若從研究議題的廣度反省，則主要觸及「魏晉玄學」與「佛學」，反倒忽略了「道教」內部的歷史發展事實與相關問題。所以，筆者本文的研究方法，將加強從「思想史」與「道教」的面向考察剖釋「重玄思想」，也就是關注「道教」內部的「思想史」事實之發掘，側重「道教」的主體性來思考所謂的「重玄思想」，並進而貞定成玄英「重玄」的思維模式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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