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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初級佛教華語教材規畫設計(2007) 鄭垂莊華語文教學領域在越南起源於公元119年。Minh tranh（1958）在《越南史略初稿》一書中所描述「從602年到906年佛教、道教與儒教同時在我國（越南）傳播。儘管佛、儒、道是三個不同的教，但是當他們傳到我國時，三教的思想就融合唯一，很難劃清他們的界線。漢字是傳播三教的工具。」於11世紀越南建立科舉制度，華語教學成為國學；漢字成為越南正式文字（于維雅，2002）。至19世紀末葉拉丁文字進入學校漸漸代替了漢字，華語教學因此日愈走向下坡，直到1990年因由政府改善政策，歡迎國外各行各業人士進入投資，交流文化。其中，大陸、台灣人士紛紛到越南開工廠、投資貿易等，越南朝野人士也紛紛去學華語，華語文教學在越南得以復甦與蓬勃。 越南佛教的僧侶為了研讀佛經、翻譯經書、弘揚佛法、教育僧眾，於1980年佛教得到越南政府的承諾之後，成立越南佛教教會，從南到北共36個省市陸陸續續開設初、中、大學佛學院，各所佛學院從初級、中級至大學的學習制度，均必修閱讀、翻譯佛經之元文（漢字）的課 。就初級和中級來說，每一學期必修中文課比率佔三分之一。升到大學時，每一學期必修中文課比率佔三分之二。甚至，於大三、大四還要修華語課。異言之，華語文教學也正式進入各所大學佛學院，成為一門必修的課。 越南佛學院將華語傳授給學僧，採用兩種讀音。一者，採用漢越音來閱讀與翻譯佛經。二者，以華語語音作為第二語言來實教學僧練習聽說華語能力。準此方法來看，越南佛學院將佛法知識、華語閱讀能力與華語溝通能力分開來教。先給學僧佛法知識、訓練華語讀寫能力，之後才操練溝通能力。這種教學方法實在效果不良，所以教師和學僧都期望在佛教華語教學領域能將佛法知識與語言（華語）學融合的新編教材。這樣，學僧一方面能學到佛法知識，另一方面能訓練語言（華語）聽、說、讀、寫能力。使他們完畢四年大學的時間後，就有能力可以承擔四個任務： 1.與華人交往（大陸、台灣）能有良好的溝通。 2.能讀懂佛經。 3.能用中文寫作與翻譯佛經。 4.能從事佛教華語教學與教材編寫工作。Item 德川日本鍾馗信仰本地化的文獻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7-12-??) 吳偉明; Ng, Wai-ming日本是中國域外唯一接受鍾馗信仰之地。日本人尊稱鍾馗為鍾馗、鍾馗大臣及鍾馗大明神。鍾馗在德川時代（1603-1868）大放異彩，成功融入本土宗教與文化。本地化的過程早在近世以前已進行，至德川已基本上完成，創造出有異於中國的日式鍾馗信仰及文化。鍾馗信仰東渡日本後跟中國分道揚鑣，出現明顯的變化。近世日本鍾馗信仰有三大特色：第一，鍾馗從中國民間信仰變成日本神道及佛教體系的一部分，同時亦出現鍾馗為神道神祇或佛教菩薩化身的論述。第二，其形象變得日式，明顯受能劇、歌舞伎、浮世繪及農村風俗的影響。第三，融入本土風俗與文化，在祭日、建築、民間宗教、藝術、文學及舞臺中均見鍾馗的身影。本研究是首個整理德川時代鍾馗文化的研究，旨在透過原始史料探討鍾馗信仰如何在德川時代融入日本文化及成為豐富德川宗教、民俗及文化的素材。Item 屠龍矛與金剛甲-童軍諾規銘與佛教菩薩戒之比較研究(2016) 廖學均; LIAW, Hsueh-Chun ( THOMAS LIAW )童軍運動與大乘佛教目的皆在協助參與者形塑一種理想的人格，兩者也同時提出了參與者在行為上的規準－「童軍諾規銘」及「菩薩戒」。此二者，也被視為各自的核心精神所在。本論文即欲將「童軍諾規銘」及「菩薩戒」二者之發展及演變過程做一系統化的整理及呈現，並透過對童軍諾規銘與佛教菩薩戒在外顯形式（應用、外在的條文和形目）、內在成因（內在意義、動機）以及發展上的比較與分析，探索童軍運動與佛教在人格形塑上相互合作的可能性。最後，對「諾規銘」與「菩薩戒」兩者現階段在各自運動(童軍及大乘佛教)中面臨問題及可能因應方式做一描述及建議。 進行研究時，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及歷史研究法。以佛教領域中關於菩薩戒的經典、僧侶個人著作、歷史文獻，以及童軍領域中關於童軍諾規銘的童軍組織出版品、公文、法規、創始人及重要童軍運動者的相關著作，作為主要的研究文獻資料來源，並配合其所處年代的相關歷史背景進行分析，再針對同時具有菩薩戒受戒者及擔任童軍團長資格者身份的對象，進行抽樣訪談，用以了解各研究主題的現今實際狀況，並與文獻及歷史研究結果相印證。 本研究除完成對於中華民國童軍諾言、規律、銘言之發展演變及對於漢傳佛教菩薩戒之發展演變與內涵做出初步整理及比較之外，並有如下發現： (一) 在代表諾規銘及菩薩戒兩者內涵上的人格典範、形塑方法、各自形塑運動(童軍及大乘佛教)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地位比較上，兩者趨於一致，並且沒有本質上的衝突，代表在諾規銘及菩薩戒具有同質性高的人格形塑內涵，因此有互補及合作之可能。 (二) 在諾規銘及菩薩戒兩者發展與演變過程上，兩者有高度的相似性。在兩者間有過的交會及相互影響經驗上，亦無重大衝突，並曾相互融合。兩者發展各階段過程、問題及解決方式相似，亦有正面互補性質交會或影響，應具相互參考價值，並具未來進一步合作之可能性。 (三) 在諾規銘與菩薩戒兩者現今的實踐狀況上，兩者皆面臨成效難以即時顯現及評估、社會環境快速變遷所造成之道德及價值觀改變之考驗；可能因應方式則是提升領導者專業知能。可資彼此參考的經驗及做法包括：掌握核心價值、運用彼此資源深化對青少年的了解及對宗教探索的深度，藉此開拓參與者不同的視野。實際做法包含，佛教可藉由參與童軍活動獲得最新青少年教育之趨勢及動向，童軍的榮譽議庭制度也可做為建立佛教居士團體布薩中欠缺的諫議功能參考；童軍則可引入包含禪修、法會、朝山行腳、頭陀、六度四攝等佛教修行元素，做為使活動面向多元、活動內容深化之參考。童軍諾規銘與佛教菩薩戒，在現今實踐及未來合作上，必需加以考慮：保持與時俱進、探究原始規戒條文精神及重新詮釋的能力、培養跨領域人才、發展跨領域合作的教材教案、並針對合作時所需的學理根據進行補強。Item 被發明的傳統: 高金榮與敦煌舞(2019) 鄧少凱; DeAeth, Duncan Lawrence本文以高金榮教授和敦煌舞蹈爲例，探討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的文化復興及敦煌舞在現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力。筆者認爲敦煌舞是一種在20世紀被發明、創造的現代傳統舞蹈。在1979年民族舞劇《絲路花雨》登場以後，高金榮開始設計一個以敦煌莫高窟壁畫的舞姿、音樂家和佛教净土的意象發明的新舞蹈系統。她融合了莫高窟壁畫的藝術資料和自己的舞蹈知識與創意性，成爲一個新的舞蹈種類。雖然莫高窟壁畫代表著一種歷史上的宗教、文化脈絡，但高金榮的目標并不是爲了表現壁畫的宗教性。敦煌舞出現在文化大革命後，此時中國正在經歷社會的改革與復興，這時期社會致力於恢復民族傳統與宗教，使敦煌舞得以被社會認同。本研究的主旨在於探討敦煌舞的來源與特性，本文的三個基本研究目標爲：(一) 、分析高金榮創造敦煌舞的動機和方法。(二)、 探討在20世紀後期，融合了多元文化而發明的敦煌舞蹈如何得以被分類爲古典中國舞蹈之一。(三)、 敦煌舞如何成爲佛教、 文化復興及民族文化遺產的代表。Item 殖民體制中的臺灣哲學：事實、方法與可能性(2021) 連翊翔; Lian, Yi-siang殖民的問題持續地困擾著臺灣，但現今的臺灣哲學沒能對殖民提出具有效力的回應，當前的臺灣哲學和臺灣的社會現況沒有實際的交集。此次研究嘗試回答「臺灣哲學如何自我肯定？臺灣哲學的價值在哪裡？」的問題，經由大量史料的交叉比對，無論是否涉及通常認定的哲學，嘗試闡述在臺灣殖民和哲學密切的交互關係。首先，透過語言、目的、權力的視角檢視林茂生、洪耀勳、張深切，可以發現臺灣哲學的詮釋強烈地受制於殖民體制，但詮釋者仍然具有一定的主導能力，而他們不將討論的作品視為經典的方式有利於臺灣哲學找到自己的定位。再來，研究中嘗試解讀林秋梧多重身份的思想，將 Uyonge Yatauyungana 鄒族立場的自我決定展開，揭示「邪教」在殖民體制中的處境，以拓展臺灣哲學可以討論的對象。接著，研究透過三名自由人文哲學家，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的理論與臺灣哲學的複雜關係，談論臺灣哲學與當代議題的關聯。研究的最後指出教育作為殖民體制的機制，很難為臺灣哲學帶來改變，並建議藉由有意識地探尋語言、藝文、歷史的內容，以作為屬於臺灣所有人的臺灣哲學運動一些可能的執行方向。Item 中國傳統文化對商業型態的影響 －胡小林的研究個案(2013) 風雨果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possible source of principles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a fast developing field of research. The three main Chinese teachings, 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can all be used a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to develop a coherent framework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It has been highlighted that, while there is a growing need and demand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the western concepts are harder to implement because of their disengagement with the basic local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needs to be the bedrock of every attempt made at designing a coherent set of principles. When most research have been concentrating their efforts on a theoretical level, little analysis have been conducted about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feasibility of using Chinese culture as a source of guidance for morally conscious entrepreneurs. Our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an actual case in which a business leader from Beijing succeeded to transform his moral aspiration into a viable business model. Willing to break out from the corrupted business environment he was competing into, he used the ‘Standards for being a good pupil and child’ (Dizi Gui), to develop a set of principles out of which he articulated his decision-making strategy.Item 人類胚胎幹細胞道德地位之爭議―儒佛視域與當代醫學、法律的對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13-09-??) 李幸玲; 李幸穎; Hsing-Ling Lee; Hsing-Yin Li生命倫理學（bioethics）主要探討生命科學領域中常見的各種道德問題（包括醫病關係、安樂死、墮胎、生殖醫學、人體與動物實驗、防疫與公共衛生等議題），是一門集合醫學、哲學、法學、宗教、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多種專業領域的倫理學研究。現今各國對人類胚胎的道德地位雖爭議不斷，但人類胚胎仍被合法化或默許地使用於醫藥臨床實驗。現今臺灣醫療特別法及《民法》等公共領域規範中，人類胚胎相關法規立法基準歧異矛盾，且有將之客體化為「物」的現象。有鑑於我國法律對人類胚胎生命的物化漠視，本文藉儒家仁愛恕道的推擴與佛教戒律保護胚胎「似人」地位，尊重人類胚胎生命的思考，期提供我國未來相關法規對此新時代議題未來進行修法時的參考。Item 歷史的境界：形上與歷史思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21-09-??) 周樑楷; Liang-Kai Chou本文以歷史意識為基礎，結合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試圖建構一套史學理論體系，目的是為了糾正現代史學矯枉過正、去玄又去虛的缺失。所謂「歷史的境界」，係指「人們具有的超越性心智」，同時含有「形上與歷史思維」。它並非一般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理論」、「定律」、「通則」或「模式」，也不是於1950至1960年代興起的「科際整合」。這種心智，如同分子生物學所說的「連結／樞紐」（hub），同時可以會通傳統的老莊、中庸、佛學思想以及近代學術中的馬克思主義、量子論的測不準原理和量子生物學之新說。Item 形式的美感——探析敦煌壁畫形式美對油畫創作實踐之影響(2018) 許婉妮; Xu, Wan-Ni敦煌壁畫是中華文化史上不容或缺的文化瑰寶。它不僅為佛教的發展歷程起到記錄性的作用，與此同時保留了大量的壁畫藝術作品供後世學習與觀摩。其保存了從十六國的前秦時期至元代一千多年的壁畫作品。敦煌壁畫在結合西域畫法和中華傳統創作技法的基礎上，提供了許多新的繪畫創作形式，為中華繪畫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文章從研究動機與目的出發著力探討敦煌壁畫的表現技法和用色等方面，筆者創作借鑒敦煌壁畫裡的圖式與色彩表現等，感受藝術個性的張揚。文章主要通過比較和舉例的方法進行研究，簡要闡述敦煌壁畫在構圖、色彩、形式等視覺藝術方面表現出來的基本特徵與克萊夫•貝爾 (Clive Bell，1881-1964)所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契合點以及對筆者創作中產生的影響與啟發。筆者在文中以《三千》、《敦煌風景系列》、《敦煌壁畫系列》三個系列的作品對探析敦煌壁畫後所領悟的形式的美感给予總結與反饋。 敦煌壁畫是敦煌莫高窟藝術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將多種文化融會貫通，在文化的不斷碰撞中產生了形式的美感，為後世的藝術世界豐富了繪畫語言。筆者將列舉具有代表性的敦煌壁畫作品探析敦煌壁畫形式的美感對油畫創作實踐的影響。著重探究其構圖、色彩、造型的特徵，借鑒敦煌壁畫為我們提供的豐富的繪畫經驗與靈感檢視筆者創作的同時展望未來！Item 心學比較：以《傳習錄》、《壇經》為底本(2016) 陳昱甫; Chen,Yu-Fu本文旨在，以儒家王陽明的《傳習錄》，與禪宗六祖慧能的《壇經》為底本， 著重王陽明與慧能於工夫論的教法，與義理系統的差別，梳理兩人思想的同與異。 綜觀中國思想史，《傳習錄》與《壇經》，實為王陽明與慧能依著「生命實踐」，對前人思想的回應、繼承與奠定而成，於儒學與禪宗的心學思想，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儘管兩人的思想，具有相當程度上的同。但此處的「同」，首先、是人類的最高智慧，自是會追求天地萬物根源、究竟處的同。再來、是人類心靈所具有的內在超越性，隨著東方實踐型態的開展，於本體工夫通往體用一源、定慧一體，歸趣上的同。最後、是中國文化脈絡，客觀地導引著儒學與佛教典籍，所已含有的理境上的同。此處所說的「同」，是為人類、心靈普遍性、超越性的同；並非是為儒學與佛教義理系統上的同。 本文由「生命」、「實踐」、「實有」三者，作為切入王陽明與慧能思想的觀點。首先、依著吾人的生命主體是「肯定」或「遮撥」此現實世界的「實有」，將影響實踐主體是通往「道德」或「解脫」的歸趣。再來、由實踐主體通往道德或解脫的歸趣，將決定生命主體的依據是為「創生」或「呈現」。最後、王陽明肯定內在超越的生命主體，具有道德創生義，所以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慧能認為內在超越的生命主體，呈現清淨解脫，回歸真如自性、本來面目，觀照事事物物緣起性空，無自性。如此，王陽明與慧能都依著生命實踐，來證明人的內心能夠與宇宙相照映，能夠將生命提升到超乎個體、世界的內在根源。但是兩人的心性意涵、實踐歸趣、價值判斷…仍然是依著儒學與佛教的經典與教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