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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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沿革

台灣本土教育的長期空白,在近年的民主化、本土化的潮流下,逐漸使本土教育成為國家的重要教育政策。教育部亦因應民間文教團體的呼籲,積極鼓勵大學成立本土文化學門的系所。本系前身「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於2002年2月由莊萬壽教授商請姚榮松教授、許俊雅教授共同擬定計畫書提出申請,同年7月獲教育部同意設置。2002年11月28日「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由莊萬壽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2003年3月開始辦理招生,招收碩士班研究生,8月1日「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正式成立,莊萬壽教授轉調本系專任教授兼所長。

2006年本系成立「在職進修碩士學位專班—台灣研究及母語教師班」,提供在職教師以及母語支援教師進修,2016年於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停招。2008年本系成立博士班,向上延展台灣研究;2009年申請增設學士班,並於2011年起招收學士生,向下紮根,同時整併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班為「臺灣語文學系」,期以完整一貫之學制,兼顧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務,為台灣研究培育更多新血。

歷年來本系分別由莊萬壽、姚榮松、李勤岸、林芳玫、林巾力老師接管系務,在歷任所長與系主任的帶領與經營之下,積極增聘教師,使本系師資陣容越趨多元。現有專任教師包括林芳玫、林淑慧、陳龍廷、賀安娟、林巾力教授、許慧如、莊佳穎、陳玉箴副教授以及曾秀萍、汪俊彥助理教授、呂美親專案助理教授,教師專長涵蓋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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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話字的起源與在台灣的發展
    (2015) 陳慕真; TÂN, Bō͘-Chin
      本文以白話字為研究主題,探討白話字從十九世紀至今百餘年來的發展,分析白話字在麻六甲的起源,在中國廈門的形成,以及在台灣從清末、日治時期,到戰後的發展。透過白話字於不同時期的歷史梳理與分析,本文指出,白話字在台灣的發展主要呈現兩條主要的脈絡:一為從1865年開始,由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所發展的白話字運動 ── 這條主線在教會內穩定的發展,從日治時期延續到戰後,直到1969年國民黨政府全面禁止白話字為止;另一條脈絡源於日治時期的1920年代,白話字運動與台灣文化啟蒙運動相結合,並在戰後1950年代由台灣省議員所接續,此後因為高壓的國語政策而沉寂,直到1980年代才在政治解嚴的風潮下,隨著台語文運動而再次出現於台灣社會。這兩條脈絡顯示出白話字在台灣的發展轉變為:(一)推動者:從西方宣教師轉變為台灣本地知識份子,(二)訴求對象:從長老教會的信徒,擴及至台灣社會大眾,(三)推動目的:從傳揚基督教,達成信仰教育,改變為以普及知識,達成社會教育,(四)認同取向:從對基督教的信仰認同,發展為對台灣民族的認同。從這些轉變的過程顯示出白話字一開始作為西方宣教師創制的文字系統在台灣本土化的痕跡。   從1885年《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開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就開創了以白話字閱讀、書寫、出版、傳播的時代,直到戰後的1969年為止。在長老教會的推動下,白話字已經穩固的成為基督徒社群共通的文字。在1885年至1969年這段台灣的「白話字時代」中,以白話字出版之書籍、刊物,總數量至少近千冊,內容涵蓋了文學藝術、宗教信仰、歷史文化、兒童教育、醫學知識等領域。這些成果顯示,以白話字所構築的知識體系已然健全,並成熟的體現在各領域。白話字除了是教會信徒領受基督信仰的文字工具外,也是台灣人以台語獲取各種現代化知識的重要途徑。    本文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指出「白話字傳播圈」的概念 ── 從十九世紀白話字的傳播路線來看,首先是從南洋的麻六甲(1820年代),繼而到中國廈門(1850年代),最後來到台灣(1865年代)。就歷史的進程而言,台灣居於「白話字傳播圈」的末端。然而,經過百餘年來歷史的發展,隨著東南亞華人和中國閩南人的政治情勢、族群結構、語言式微、宗教信仰等主客觀因素,福建話和閩南話的白話字在當地並未有穩定和長足的發展。相較於此,1980年代後,隨著台語文運動的成果,使得台灣在白話字上取得優勢和主導權,逐漸躍居為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閩南的白話字輸入中心。換言之,台灣從歷史上「白話字傳播圈」的末端,逐漸發展成為具有「白話字傳播圈」中心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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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台語文學的Siraya書寫:以《鄉史補記》、《決戰西拉雅》及《大港嘴》為中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2014-04-??) 鄭雅怡; Tenn, Nga-i
    21世紀初以來Siraya書寫蔚為台語文學的一股風潮,以Siraya平埔族為主題的台語作品日益增加,文類及風格亦愈加多樣化。台語雖然是台灣的本土語言之一,而且七成以上的台灣民眾以台語為母語,它卻向來被視為「低階語言」,直到最近數十年,台語族群才展開母語復興運動。Siraya 族的境遇與台語類似,這個原居於台南的平埔原住民族,一向被主流社會排擠,然而自從1990 年代以來Siraya 族裔推動復振運動,至今仍持續不輟。台語文學和Siraya,一屬母語文創作,另一則屬族群議題,這兩者如何串聯,進而形成一個新的論述空間?Siraya 書寫對於台語文學以及台灣現今的政治、社會發展可能產生哪些影響?本論文首先探討Siraya意識形成的歷史因素,繼而分析認同政治與台語文學中Siraya書寫興起的關聯性。此外,論文中討論三部有關Siraya的台語文作品,都是以Siraya人的經驗為基礎來重建台灣的歷史,並挑戰以中國——漢人為主體的主流歷史架構。Siraya 在台語文學中的「高曝光率」涵蓋多重意義。重新書寫Siraya 彰顯一種新的社會運動,開展一個新視野,表達台灣人試圖將台灣建構為具有豐饒原住民文化元素的多元族群國家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