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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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沿革
台灣本土教育的長期空白,在近年的民主化、本土化的潮流下,逐漸使本土教育成為國家的重要教育政策。教育部亦因應民間文教團體的呼籲,積極鼓勵大學成立本土文化學門的系所。本系前身「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於2002年2月由莊萬壽教授商請姚榮松教授、許俊雅教授共同擬定計畫書提出申請,同年7月獲教育部同意設置。2002年11月28日「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由莊萬壽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2003年3月開始辦理招生,招收碩士班研究生,8月1日「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正式成立,莊萬壽教授轉調本系專任教授兼所長。
2006年本系成立「在職進修碩士學位專班—台灣研究及母語教師班」,提供在職教師以及母語支援教師進修,2016年於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停招。2008年本系成立博士班,向上延展台灣研究;2009年申請增設學士班,並於2011年起招收學士生,向下紮根,同時整併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班為「臺灣語文學系」,期以完整一貫之學制,兼顧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務,為台灣研究培育更多新血。
歷年來本系分別由莊萬壽、姚榮松、李勤岸、林芳玫、林巾力老師接管系務,在歷任所長與系主任的帶領與經營之下,積極增聘教師,使本系師資陣容越趨多元。現有專任教師包括林芳玫、林淑慧、陳龍廷、賀安娟、林巾力教授、許慧如、莊佳穎、陳玉箴副教授以及曾秀萍、汪俊彥助理教授、呂美親專案助理教授,教師專長涵蓋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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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從漢文讀本看日治時期公學校漢文教育的近代化(2011) 李佩瑄; Lee pei-hsuan本研究打算透過《漢文讀本》來了解公學校漢文教育進行的情形。總督府分別於1904年以及1919年發行兩套《漢文讀本》,分別是《台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以及《公學校用漢文讀本》。這是因為1904年漢文獨立設科,成為公學校的教學科目之一,需要有教科書,1919年重新發行《漢文讀本》,是因為漢文科時數減少,教科書要作修改。本論文打算透過《漢文讀本》來了解當時學童的學習內容,以及透過當時的雜誌了解漢文科實際教學的情形。換言之,以《漢文讀本》為主,以雜誌輔助《漢文讀本》,呈現公學校漢文教育的情形。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為探討公學校漢文教育的演變、公學校漢文教科書的內容、日語借詞使漢文近代化。因為總督府的政策會影響到公學校的漢文教育,漢文教學時數減少的同時,教科書也必須配合教學時數減少而作修改,可見總督府的政策會影響到公學校的課程及教材。總督府採取逐漸減少漢文教學時數的政策,降低學童學習漢文的機會。但是,從教科書可以了解到學童的學習內容,以及統治者傳授給學童的知識,因為統治者握有編教科書的主導權,可以決定學童要學習哪方面的知識。此外,《漢文讀本》也帶來了日語借詞,日語借詞融入漢文詞彙,幫助漢文近代化,因為在介紹近代化事物以及新觀念時,漢文找不到對應的詞彙,只能從日語借用,因此帶來日語借詞。學童在公學校吸收近代化事物及新觀念的同時,也吸收了日語借詞,使日語借詞成為漢文詞彙的一部份。Item 日治時期台灣的客語教材研究-以《廣東語集成》為例(2011) 彭馨平; Peng Hsing-Ping《廣東語集成》(以下簡稱《集成》)是日治時期第一本由台灣人所編寫的客家話教材,有其重要的時代意義。本論文摘錄匯整其詞彙,藉以分析其語音及詞彙的特點。並將所整理出來的語料,與台灣客家話做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對照比較。 透過語料的分析,除了可以藉此了解日本人如何利用日語假名符號拼寫客家話之外,透過書中內容,也可以看到許多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制度發展的面向,以及台灣客家話借用日語詞彙的情形。與現代台灣客家話做對照比較,可以探究客家話因為時空環境不同所造成的變遷與異同。希望本論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做為現代客家話教材編撰的參考。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其次述及近現代對於日治時期客家話教材之研究成果。介紹本論文主要以「文獻調查法」為主要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集成》成書的原因及其內容」,介紹《集成》的作者生平及其成書背景。 第三章「日治時期台灣語的假名標音符號」,首先說明台灣語假名標音符號的製定與變遷過程,其次介紹《集成》所使用的假名符號,並以列表方式說明國際音標和《集成》符號的對照關係。 第四章「《集成》的語音系統」,介紹《集成》所呈現的客家話聲母、韻母、聲調以及變調情形。同時並與客家話各辭書做音系上的比較。 第五章「《集成》的詞彙現象」,首先介紹日治時期台灣客家話對於日語詞彙的借用情形。其次說明《廣東語集成》中詞彙受到閩南話影響的現象,再來分析《廣東語集成》中成為廢語或成為死語之詞彙所代表的意義。最後將其分類,逐項說明這些詞彙與現代客家話的差異。 第六章「結論」,說明研究成果,以及未來研究的方向。Item 日治時期《臺灣鐵道旅行案內》中的臺北市意象(2015) 川村洋介; Kawmura Yousuke對臺北而言,日治時期是一個轉變期,來自日本的統治者將「城內、艋舺、大稻埕」臺北三老街整頓為臺灣第一的城市。行政機關集中於臺北,商業機關也林立於此,這時候很多日本人移居臺北,臺北裡有大稻埕等以臺灣人為主的生活空間;及臺北城內等日本人較多的生活空間,以日本人與臺灣人為主,兩個不同族群的人種為中心,形成一個城市。 在研究《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內容之時,先考察了日治時期的臺灣鐵道、旅遊手冊及臺北市內的交通工具的活動情形。《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由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出版,該旅遊手冊反映臺灣鐵道網路的發展過程。臺北市的運輸方面,出現公車、計程車等最新交通工具,增進了臺北市內通勤的便利性。《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的編輯手法參考先前出版的旅遊手冊,整理了從臺灣第一本旅遊手冊到《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的出版歷程。 本論文從日治時期臺灣的代表旅遊手冊《臺灣鐵道旅行案內》探討日治時期的臺北,該旅遊手冊從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出版,他們在書面上介紹臺灣各種展現出統治者意圖的景點,尤其著重在臺北很多與殖民統治有關聯的建築物、日治時期以後才出現的休閒活動的景點、以及產業設施等。旅遊手冊提供日治時期臺北旅遊相關資訊,以及空間文化的圖像。Item 論日治時期的宗教與教育之關聯性—以艋舺清水巖祖師廟為中心(2015) 吳佳芸; Wu, Chia-Yun日本治台五十年,至今都可以看出,不管是生活習慣、抑或是語言,在各方面對於台灣都有所影響。而台灣的西式教育制度,更是在日治時期建立完備的。本論文透過史料的運用,書寫日治初期教育的開端及發展,透過對於台灣人教育制度的確立,重現出當初日治時期治台之初,台灣的教育與宗教的面貌。而本文除了教育以外,更是與宗教連結,其研究中心之清水巖祖師廟,身為一座具有悠久歷史的廟宇,經歷了時代的變遷以及當政者的轉移,其受到的影響及改變。其中,尤以日治時期的清水祖師廟做為中心,探討其歷史發展及與教育之關聯。除了宗教與教育之間的關聯性書寫,也同時回顧了當時對於廟宇發展得資料,從中可以窺探,在當時的社會之中,廟宇與教育之間,是如何被紀錄以及評斷地。藉由總督府的政策以及其相關文獻,爬梳出日治時期之中,廟宇與教育之間的關聯性,以其再次確定廟宇對於教育的貢獻、並且再次驗證其重要性。筆者期望透過教育與宗教的結合研究,作為一個新的視角,且提供研究清水祖師廟一個新的面向。Item 蔡秋桐小說的寫實風格(2018) 鐘靜嫻; Chung, Ching-Hsien蔡秋桐的小說具有寫實風格,描寫底層人物活靈活現,涓滴不漏的以台灣本土風味真實呈現,在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以台灣話文書寫的寫實創作,展現本土作家獨特風格。他寫作技法不避俚俗,以幽默、揶揄、諷諭方式,跳脫 賴和、楊守愚的「正面寫實」,而獨樹一格以「反面寫實」揮灑自如,成為具有時代語言的特色。 在他的小說寫實風格中流瀉,情節緊湊完整逼真、人物描繪舉手投足刻畫入微,他的小說在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中可稱為奇葩,雖在殖民體制內卻能感受被殖民者受制於體制外,在這個框架中蔡秋桐藉著舞文弄墨,在既定的社會氛圍遊戲潛規則下,他仍奮力守護底層人物,並非出蠻力去爭取,而是藉人、藉景、藉物如實呈現,以深入融合在暗喻中,伸張人民的心聲。 蔡秋桐的作品應該深受寫實主義的影響,充份彰顯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被殖民統治下,人民必須承受殖民者欲完成的任務,以致身心上遭受多重威脅、壓迫,因此,蔡秋桐藉由台灣話文書寫的形式反諷、諷刺時政以抒發情感。舉凡台灣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種種信仰習俗,蔡秋桐皆運用文字書寫爬梳,以旁敲側擊的批判。蔡秋桐擅長運用正話反說的技巧,諷諭當時日警的蠻橫無理,使用不公不義的手段,加重人民百姓的苦楚雪上加霜。 蔡秋桐身為「保正」處於百姓與警察之間,目睹一切只能以跳脫式書寫的技巧,以調皮、幽默的口吻,暫時得以舒展心中懊惱與不堪。蔡秋桐所認知的當時僅能以無言的抗議,故而用較溫和的台灣話語文來書寫,不但符合順應當時知識份子「文化啟蒙」的角色定位,就以台灣話文書寫風情民俗,更呈顯蔡秋桐具足寫實風格特異的超能力,並且將日治時期台灣小說、民俗文化刻烙印痕留下完整的紀錄。Item 日治後期地方與空間的記憶:《三六九小報》、《風月報》遊記敘事策略(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2014-09-01) 林淑慧遊記著重旅人再現觀察與體驗,含涉異地旅行書寫的共性與殊性。台灣日治時期《三六九小報》及《風月報》系列刊物以休閒為主要功能,所載旅遊散文多以自然或人文風景為題材,且蘊含感官意象。因「感官↔記憶↔藝術創作」之間有所關聯,故藉由敘事學的概念應用於旅遊散文研究的詮釋,以理解作者如何透過文本再現個人的感官經驗。為探討在地與跨界敘事的感官意象,故以刊物所載旅遊散文為研究素材,分別詮釋在地風景的感官體驗、旅日感官記憶的再現策略。另一方面,則從刻劃女子的形象、場景與敘事者心境的互涉等層面,分析旅行敘事的人物與場景等議題。綜觀這些旅遊散文多流露地方感,或文化接觸後的批判,並保存旅人於特定時空情境的記憶。Item 臺灣古典散文與現代性的交會:以1920年代文協會員論述為核心(社團法人臺灣歷史學會, 2009-06-01) 林淑慧Item 敘事、再現、啟蒙--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2008-12-01) 林淑慧林獻堂為台灣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知識菁英,於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其日記不僅因牽涉眾多事件而具有歷史厚度,且蘊含個人的思想關照。他又是日本殖民時期首位遠至歐美多國旅遊的台灣知識分子,遊記所錄旅途時間之長、空間移動之廣,當時難有台灣人能超越他,更增添他的旅遊書寫所蘊藏的學術研究價值。本文以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為文本,參考旅行、敘事等理論概念,分別就「從日記到遊記的自我敘事」、「世界歷史記憶的再現」、「日記與遊記的文化啟蒙論述」等三個主題面向加以探討,以期能呈現這位台灣知識分子的日記與旅遊書寫在文學與文化史上的特殊意義。Item 日治時期小說中的愛慾書寫---三類作家的比較(2010/08-2011/07) 林芳玫日治時期小說中的愛慾書寫:三類作家的比較 本研究將「羅曼史書寫」,視為動態的過程,包含愛慾、書寫、與歷史三個成分。 此研究以日治時期小說中的愛慾書寫為研究對象,並將寫作作者分為三類:第一 類是日本作家左藤春夫與西川滿關於台灣的作品;第二類是台灣新文學作家翁鬧 等人;第三類是大眾通俗文學作家徐坤泉與吳漫沙。這三類作家處理愛慾題材各 有特色,分別代表現代性肇發初始,私領域的愛慾關係與公領域之間的劃分方式 有所不同。在第一類作家作品中,並未直接以愛情為題材,而是在呈現對台灣的 歷史想像時,用帝國殖民者的凝視呈現情色化與陰性化的台灣歷史。筆者挪用 Emy Kaplan「帝國的羅曼史書寫」(romancing the empire)來詮釋此現象。第二類 作家包括翁鬧、巫永福、龍瑛宗、張文環,寫出愛慾的憧憬與幻滅,在書寫中標 示純私人的寫作與閱讀空間,與賴和所提倡的新文學的社會改革路線大為不同。 第三類的大眾通俗書寫,以其『大眾』之姿,呈現出演說化的書寫策略,在內容 上夾帶大量夾敘夾議的社會改革論調,彷彿預設一群群眾的集結、聚精會神的聆 聽辯士演講。 第一類作家對台灣歷史懷抱高度興趣,與當代後殖民「以小搏大」的書寫策略形 式上類似,而其觀視位置正好相反,以男性位置來凝視女性的形象,以女性置換 殖民地;第二類作家標示台灣新文學的美學傾向以及男性作家的悲劇色彩的性覺 醒;第三類作家站立於公眾演說的位置,對著想像的閱讀大眾提出新社會應有的 道德觀與價值觀。三類作家處於同樣的戰爭氛圍裡,不可迴避地以迂迴方式呼應 或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本研究因此也將探討愛情與慾望的書寫置換成身為皇民的 慾望。筆者並提出三類作家的羅曼史書寫所牽涉的歷史:第一類作家是帝國凝視 下的鬼魅歷史,已成過去又不斷復返;第二類作家經由感官慾望書寫了自我覺醒 的歷程;第三類作家書寫了傳統與現代對比的當代風俗史。第一類作家站在男性 角度,保持優雅距離俯視著充滿異國情調的支那女子,最後又將愛慾對象與書寫 主體一併取消,遁入虛無。第二類作家以痛苦之姿慾望著遙不可及的女性,在苦 戀中萌芽著頹廢與鮮明的自我意識。第三類作家以說書人的方式講述男女眾生相, 訴說著善惡分明的各種愛情教材,提醒閱讀大眾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