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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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置於民國35年,招收國文系及國文專修科學生各一班。48年國文系增為兩班,50年增為三班,60年增為四班,至今不變。國文專修科則時辦時停,今已停辦。

民國47年,開辦夜間部,招收四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師資專修班1班。50年招收六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系學生。52年又改招五年制國文系學生,逐年增班,至60年每年級各4班,共20班,直至67年全校夜間部奉令停止招收高中畢業生為止。

又自53年起,接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辦國文專修科1班,至63年,擴充為4班。64年起改為四年制國文系,招收2班。66年停止招生,69年7月,完全停辦。

研究所設置於民國45年,招收碩士班學生5名,其後名額遞增。46年設置博士班。4年後第一位博士生羅錦堂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為國內所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

80年,國文系與國文研究所合併為一,統由系主任主持全系事務。合併之前,歷任系主任為張同光先生、何容先生、高鴻縉先生、潘重規先生、程發軔先生、李曰剛先生、周何先生、李鍌先生、黃錦鋐先生。歷任所長為高明先生、林尹先生。合併以後歷任系主任為王熙元先生、邱燮友先生、賴明德先生、蔡宗陽先生、傅武光先生、陳麗桂女士、王開府先生、顏瑞芳先生、高秋鳳女士、鍾宗憲先生,現為許俊雅女士。

本系自104學年度起學士班縮減為3班,目前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各3班,共12班,學生523人。碩士班各年級共112人,博士班各年級共72人。進修部設有國文教學碩士班,分夜間班及暑期班,另有在職國文碩士專班,共177人。總計全系學生共884人。另設國文輔系及雙主修共2班112人,不計在內。

教職員工部分,講師以上專任教師42人(教授29人,副教授9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2人),助教8人,工友1人。兼任教師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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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寫卷中的地論學派義章文獻研究
    (2024) 劉鐔靖; Liu, Tan-Ching
    關於地論學派具體思想與特徵,由於地論學派的第一手文獻大多散佚,過往研究者以淨影慧遠著作群為主要參照,亦多透過僧傳,或是智顗、吉藏著作的傳述,掌握地論學派的思想與特徵。本研究之特點,在於透過敦煌寫卷中的地論學派義章類文獻為主題研究,以敦煌寫卷保存地論學派相關一手文獻為研究對象,與淨影慧遠、傳世文獻之論述進行同異比對,並指出傳世文獻未提及地論學派據其學派思想與特徵,對特定名相展開的論述及歧異。本研究的主要範圍是敦煌寫卷中的地論學派四件義章類型文獻:「S.4303」、「S.613」、「Φ180」、「及法師撰《大義章》(BD00453V)」。研究視角是以四件寫卷之中有兩項以上的名相義,計有八項的現象,稱為「共同名相」,並與淨影慧遠《大乘義章》進行比對與討論。全文分為七章,重點放在第三章至第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範圍、前人研究成果、基於共同名相與「跨多個寫卷的文本群」的研究取徑,並指出採用淨影慧遠《大乘義章》為共同名相分類的參考座標,以及預期成果;第二章為文獻學面向的分析,以三個面向分析四件敦煌寫卷:(一)文獻題解與研究視野、(二)抄寫形式、(三)以所引用佛典判斷內容成立時間及學派判斷;第三章至第六章探討四件敦煌寫卷之八項共同名相與淨影慧遠《大乘義章》,分成四章論述:第三章是「教迹」與判教觀相關;第四章是「六相」與教理論相關;第五章是「三寶」、「十地」、「三量與四量」、「一乘」、「三道」與修行論相關;第六章是「佛三身」與佛陀觀相關;第七章結論。本研究提出文獻、哲學、詮釋三個面向的研究貢獻。關於文獻面向,提出義章文獻兩項索引性質:一是義章文獻作者的自我引用現象、二是義章文獻名相詮釋的相互引用關係。據此兩項索引性質,認為敦煌寫卷中的地論學派義章類文獻具有從個別寫卷到跨多個寫卷的文本群的探討視野之可能性。關於哲學面向,以判教觀、教理論、修行論、佛陀觀四個面向,探討八項共同名相呈現的「概念史的繼承」以及「學派詮釋」。約要地說,本研究範圍中的地論學派主要基於清淨如來藏(或稱法界)為「一」之弱意義的如來藏作為教理詮釋的基底,運用法界緣起、體相、緣集、體相用三大義、六相、一與三(多)、行位等解釋名相義,形成互不相違的理想大乘義。關於詮釋面向,指出兩項:一是地論學派義章文獻之詮釋侷限性,指出「預設讀者」與「學派詮釋」為其侷限性;二是地論學派南北道入華嚴宗、法相宗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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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音說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2024) 徐建婷; Hsu, Chien-Ting
    本論文研究由樂律與天干地支五行組合成的六十甲子形式之納音,及其相關問題;納音是象數易學的一個《易》例,廣義的納音則包括樂律被納入其他物類而組合的各種圖式。本論文發現:納音形成過程有四個時期——醞釀期、發展期、成熟期和應用期。醞釀期為先秦至漢初,樂律學的成熟,包括樂學中的五聲六律等,構成納音興起的條件。發展期在漢代,樂律與不同物類如陰陽五行、十天干、十二地支等等組配為圖式,律學思想與天文、曆法有契合之處,提供人們生活的準則與占卜方法,並發展出天與人和諧的思想。成熟期為樂律與易學融合,學者研究產生豐富的理論如卦氣、京房六十律、鄭玄的爻辰說,以及各式各樣的納音圖例。應用期的納音著重於「納音數」,特別是應用在命理學與擇日方面。重要的學說如揚雄的「太玄數」、葛洪的「五音六屬」、萬民英的《三命通會》之說,影響了納音數的推算以及此學說日後的進展。納音數定義為「人本命所屬之音」,本論文發現有五種推算納音數的方法:一、用揚雄太玄數;二、同樣用太玄數,但先立五行之序;三、用生數,以此五行所剋者為納音;四、用葛洪五音六屬法;五、從五音所生法。本論文兼顧納音之哲理與實務推算的應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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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大於咸陽—《 史記 》 〈秦本紀〉、〈秦始皇本紀〉的考古學解讀
    (2024) 黃盈蓁; Huang, Ying-Chen
    《史記》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與二十四史之首,史學價值自不待言。 本論文立足目前學界以考古材料考證 《史記》 秦孝公至秦始皇時期史料之缺乏,以 〈秦本紀〉、〈秦始皇本紀〉 記載相關 史事為研究核心,透過三重證據法比對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補充、修正並證實〈秦本紀〉與〈秦始皇本紀〉相關內容 ,發揮考古材料糾繆補遺、證史之真之效歸納 《史記》秦晚期史料之考古學詮釋體系。第一章闡明研究動機 與 目的,回顧既有研究成果,詳述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第二章探究秦孝公時期史事, 指出商鞅爵制應為十六等,與秦漢二十等爵制有別;〈秦本紀〉 載 「 為田開阡陌 」 之田制改革則可擴充為 擴大畝制、實施授田、農民設封三項 。 第三章探究秦惠文王與秦武王時期史事, 證實〈 秦本紀 〉記周天子致胙史事為真,且司馬錯滅蜀後 秦人確於蜀地設縣為官;史傳秦武王舉鼎絕臏身亡,其所舉銅鼎可能重量區間則在 50-212公斤之間。 第四章主要探究秦昭襄王時期史事,指出公子市雖封於宛,然可能並未就國管理;秦人雖曾攻下 「洞庭」、「五渚」、「江南」等楚南方地,然不久即為楚收復;〈秦本紀〉載昭王母宣太后死後葬於芷陽酈山,芷陽陵區 IV號陵園即可能為其陵墓。至於長平之戰阬殺趙卒說法, 「阬」字 解釋 當由「活埋」改作「先殺後埋」。 第五章探究秦始皇時期史事,點出秦始皇二十一年韓人反於新鄭與昌平君徙於郢二事實際上互為因果,郢陳一帶以張良為代表的韓人與楚項氏一族亦存有私交;〈秦始皇本紀〉「 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一句 則應將「鐘鐻」、「金人」連讀,釋作支撐鐘架的「鐘鐻金人」。 最後結合阿房宮與秦陵地宮考古成果,指出阿房宮並未建成,印證 〈秦始皇本紀〉載地宮 「穿三泉」、 「 以水銀為百川 」等相關論述 。第六章總結研究成果,提出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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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與禮教——《莊子》生命觀下的儒學批判
    (2024) 左珉; Tso, Min
    《莊子》一書向來被視為逍遙無待、修身養心的智慧經典,目前學界的探討大抵不脫形上宇宙本體論、主體存在論或工夫論等面向,但對於《莊子》生命及權力之析論則較不多見,其內蘊仍有待發掘。而大多數《莊子》論著皆屬正向的思考徑路,不過,本論將針對《莊子》「非常人」的思維反向進行儒學批判:即以《莊子》死亡書寫中的乖異行徑和一系殘傷醜惡的畸人形象,闡明在儒家禮教權力施展的囿限之下,《莊子》將如何反思儒家的喪葬價值及顛覆儒家理想人格框架、如何在生命的瀕臨之中「轉」入逍遙之「化」境。本文亦將輔以余德慧「人文臨床」、「生死學」之論,推展出嶄新的《莊子》生命觀詮釋。而由《莊子》文本雖能看出其對於生命的觀察、批判與關懷,但全書卻從未提及「權力」二字,故本文將於包羅多方的可能詮釋中,擇以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古典時代瘋狂史》的「瘋狂」視角,據此界定《莊子》反權力的「瘋狂」人格及其生命觀背後的「懲戒權」,亦即探悉儒家禮教對人們身體、語言及思想的宰制,如傅柯嘗言:「對秩序而言,身體是用於穿透和塑造的。秩序就像一個大的骨架,發出指令,身體便被穿透和侵蝕。」《莊子》所要批判的,便是帶有成心和分判價值的儒學文化脈絡。此外,本論以《莊子》生死學為研究主軸,並與儒學進行溝通辯證,故將以先秦儒道互動下所形成的《莊》學文本為研究範圍;也就是說,根據目前學界共識,僅〈內篇〉為莊子本人之思想,但本文或許不能將〈外篇〉、〈雜篇〉棄而不談,乃因〈外篇〉、〈雜篇〉中具更多與儒家人物對談之內容,皆涵括了《莊子》生命觀之旨要,因此,本文是以《莊子》一書為依據進行討論。期許能在歷史的追溯、理論的定位及《莊子》欲傳達的可能意義之上,提供一個方法論的對話,建構出「瘋狂」的生命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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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抒情與敘事的辯證──楊牧「詩史」之探究
    (2024) 黃羽梃; Huang, Yu-Ting
    本研究擬以「詩史」為框架,探究楊牧詩作中的「敘事以抒情」技藝,以及詩人如何以歷史敘事之縫隙開展詩作,又如何以詩呈現其介入社會之思考。「詩史」乃中國文學批評中的詩學文論,最早作為杜甫的稱號,闡釋其詩作對安史之亂及其後的現實之描繪。宋以來的論者針對「詩史」開展論述,辯證詩歌的抒情性與敘事性問題。從楊慎、王夫之的討論裡,可見其人探問「詩史」如何鎔鑄抒情與敘事於詩中。清初錢謙益則因世變論證、實踐「詩史」。「詩史」的意涵反映的是詩人如何以史/事/情回應所處的現實,以文學對抗社會的厄難;文學性方面「詩史」則體現「抒情」與「敘事」如何同時作為詩歌的特質而存在。楊牧的文論中,可見重視詩創作與歷史敘事的連結,詩更必須回應現實,進而以詩作實踐「敘事以抒情」成為其一生志業。本研究第一章爬梳「抒情傳統」、「詩史」、「楊牧詩作研究」三面向之前行研究,以奠定研究基礎。第二章試圖重點式梳理歷來論者對「詩史」 的討論,釐清詩人如何看待詩歌抒情性與敘事性的問題,進一步探悉論者對「詩史」創作手法的建構。並以楊牧的散文、論述為基礎,討論楊牧與「詩史」相似之創作思路,並辨析楊牧詩的「歷史意識」、「社會介入」內涵。本研究認為「詩史」在楊牧詩作中反映為「歷史意識」、「社會介入」兩面向,此二重性非二元對立,而是互相影響的。為更細緻地詮釋楊牧詩作,因此將其詩作中具備「詩史」意涵之詩作分為「歷史意識」、「社會介入」兩類。第三章以其具備「歷史意識」詩作為例,論證楊牧如何以歷史敘事為題材譜寫詩作,並融入詩人的想像於其中以言志。第四章以具備「社會介入」之詩作為例,探賾楊牧如何以詩批判臺灣海內外的戰爭、威權等。本研究既以「抒情與敘事的辯證」為題,三、四章詮釋詩作時亦關注詩人如何敘事以抒情,藉此闡發楊牧的詩美學技藝。第五章則總結並討論楊牧「詩史」之研究成果,以及未來仍能開展之研究可能性。擬藉本研究之初探,以窺楊牧「詩史」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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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者之死亡與時空凝結術:朱天心、駱以軍與童偉格的現代性廢墟書寫
    (2024) 陳鼎元; Chen, Ting-Yuan
    本研究借重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寓言理論,以及黃錦樹的「重寫中文現代主義」的方法論框架,試圖探討朱天心、駱以軍與童偉格皆聚焦於廢墟意象的現代小說作品及其文學意義。在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重寫現代性」論述之下,三位小說家非如前行研究所指認的後現代派,反而應被視為現代主義書寫者;他們一方面回頭重寫台灣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所忽略的主體內裡空缺,另一方面也撬開被現代性封存的經驗:傷廢亡逝。從死者所借來的說故事權威,雖然在抗克均質空洞時間觀的過程中,同時使自身漸趨疲乏,但貶值經驗裡永遠潛藏世俗醒悟的可能性。在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謂「表意鏈崩潰」的後現代裡,三位小說家不但各自以中斷起手式,將語言系統當中參符、意符與指符的相繼缺場分別喊停;為他者傷停補時的倫理,也使得被物化消解的現代故事們,全都在瞬時凝結的美學當中成為復活寓言。這種既崩潰又重寫的意志,正是中文現代主義乃至於所有現代主義的本源辯證圖式。最後,本研究將巴特(Roland Barthes)的texte、屠友祥所翻譯的「文」、黃錦樹對於「texte/文」的探討,結合班雅明對於真理的織物性比喻,加工縫紉出專屬於本研究對於「現代性」、「重寫中文現代主義」與「純粹語言」的全新認知:一個具星座布列態勢的文本理念——不停往返於災難與救贖之間的「返口」(gap /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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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視域中的《金瓶梅》敘事研究
    (2024) 郭子瑄; Kuo, Tzu-Hsuan
    過去研究常將小說視為是「時間藝術」的載體,然而小說不僅只有時間的線性結構,還有文本空間、人物的活動空間與心理空間等空間結構。本文期望透過各式空間的梳理,了解寫作者如何運用各式空間去形塑文本結構、人物關係、家庭文化,和反映內在心理,將過去被忽略、誤讀的空間做重新的詮釋。本論文主要將《金瓶梅》分為「結構空間」、「現實空間」和「虛幻空間」三個部分做探討。《金瓶梅》作為典型的空間性文本,其敘事結構也呈現空間化的特性。「結構空間」一章主要立足在浦安迪(Andrew H. Plaks)「十個十回」的觀點,分析其對文本架構與形式。此外,筆者也根據敘事節奏、節日對文本空間密度的影響,將小說分為數個敘事單元。無論是外部結構的對稱,或是內部結構的起伏,透過對結構空間的分析,可更深入掌握文本寓意。《金瓶梅》的空間性也體現在廣大又細緻的現實空間。「現實空間」主要以西門府為主要研究對象,旁及妓院、西門慶偷情的「外宅」所構成的風月空間,以及玉皇廟、永福寺和報恩寺三座寺廟空間。家宅空間的擴張,與財產、人口同步增加,也是西門慶實力的見證,相較於禮制嚴格的後院,獨立的花園則上演了一場場財、色交易。圍繞在身邊的女性以「色」事人,從行為動機也可看出舊時代女性透過身體爭取更大的生存權利;寺院中宗教儀式隆重與否,也與西門府的家勢相互對應。看似背景化的空間描寫,府內與府外的空間實是一種意味深長的對比。最後主要關注小說「虛幻空間」中的奇異現象,即人物在睡夢或半夢半醒間,因精神意識的流動,突破了現實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產生幻境與夢境,使敘事空間得以擴展。「虛幻空間」也刻意模仿真實世界,凸顯人物複雜的內在情感,暗示後文命運,或作為現實世界的映襯與補償,形成小說情節的另一條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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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稼軒「夢」詞研究
    (2024) 謝茵; Hsieh, Yin
    日有所思,夜遊所夢。夢,為人類深沉意識。由「夢」為徑,探悉文人情志,得以入其念想。全面觀詞所指,辛稼軒為宋人作詞數量之首,其特殊經歷與心志化入詞境,深受後代文人關注。故而筆者根據相關文獻,以歸納整理與完形心理學為法,明晰辛稼軒「夢」詞。本文研究目的劃分四層,深入剖析辛稼軒「夢」詞。論述詞人生平與交友情況,觀其創作變化。據「夢」詞採用常用詞牌的頻率,分析選調韻情形。探究「夢」詞主題類型,辨析詞人思想情志。經由完形心理學法則,融入「夢」詞意象,深度了解詞人創作妙思與審美效果。辛稼軒平生屢遭波折,歷經三仕三隱。任官志氣難掩,時而激昂抑鬱。二度閑居,多言山水田野,隱含無奈哀怨。交游甚廣,常與朝中地方文士來往。時移事易,友朋離散,詞語哀涼。「夢」詞擇調而作,以〈滿江紅〉、〈水調歌頭〉,及〈鷓鴣天〉為主。〈滿江紅〉節奏緊湊,適宜抒懷。〈水調歌頭〉句式多變,靈活運用。〈鷓鴣天〉音律諧婉,風流醞藉。「夢」詞主題分四類,唱和酬贈、悲歡惆悵、記事遊歷、題詞詠物。第一類酬唱贈別,可見辛稼軒抱負。第二類富含詞人情志,借景抒懷。第三類為平日記事,得知其人生活。第四類為他人所託題詞或詠物,領悟辛稼軒寫景述物巧思。運用完形心理學方面的探究,詞人用完形法則比率,以「簡潔法則」使用次數最高,顯示辛稼軒極善遣辭用句,語句簡潔,鏗鏘有力。亦常搭配多個法則創作,促使詞作意象豐富,引人深層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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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禎和小說中語言混雜與第三空間建構之研究
    (2024) 陳亭潔; CHEN, Ting-Chieh
    本文嘗試探索王禎和對於「真實的聲音」所求為何,藉由後殖民理論中的幾個觀點加以觀察。王禎和捕捉的「真實的聲音」首先透過語言的混雜展現。混雜在後殖民的理論中作為抵抗單一語言論述的手法並非少見,而擁有多重殖民經驗的臺灣在語言的摻搭混融,更是歷來創作者們不斷進行的嘗試。面對這種多音多語社會空間,王禎和藉由其對於空間感官的敏銳觀察,嘗試透過文字重新構築。有關王禎和小說語言的混雜手法,已多有論者討論過,本章試圖進一步細究其不同階段的作品中在書寫技巧上的細微差異,展開小說家創作過程中歷時性的觀察,從早期對於寫作技法的試探、語言混用的拿捏,到《美人圖》與《玫瑰玫瑰我愛你》則可見其對於書寫的實驗益發大膽,透過插入各種平面媒材(字體字型、排版、標點符號、圖片、歌譜⋯⋯),對於不同語言、不同媒材的混用,突破了書面文字原有的空間維度,不僅僅是對閱讀行為的擾亂,似乎更是反映了小說家創作時所身處的時空環境中的嘲雜與喧鬧,而小說家透過平面媒介不同體裁形式的摻搭作為刺激,帶給讀者喧鬧的經驗感受,到更後期的〈人生歌王〉、〈老鼠捧茶請人客〉甚至未完成的遺作《兩地相思》中,讀者可以發現,這幾篇小說似乎是離開了《美人圖》與《玫瑰玫瑰我愛你》中對於社會問題的指控,回到過去對於社會中的邊緣人物的關懷,然而透過史碧華克的提問,再一次的去思考小說中的人物與敘述者的關係,敘事者如何渡讓說故事的位置,作為接近從屬者發言的可能。又,小說家對於語言的敏銳與其身在的時空相互共鳴,形塑「第三空間」的可能,呼應空間理論中對於真實與想像的重構,展現後殖民理論中「超越」(beyond)的能動性,召喚一個讓異質並陳發聲、與權力抵抗協商,重設自身視野,到達「從未見識的空間」,成就其對於「真實聲音」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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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致遠漢詩音韻風格研究
    (2024) 蔡浩軒; Tsai, Hao-Hsuan
    本論文研究崔致遠(855-?)漢詩音韻風格,分別就「韻腳」、「頭韻」、「雙聲疊韻」與「平仄設計」四大面向針對全部127首漢詩進行探討,並就此四大面向與晚唐中土詩人李商隱、杜牧進行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在韻腳方面,崔詩絕大多數漢詩的用韻皆符合近體詩韻系統,少部分不符合近體詩韻的詩篇中以「寒桓+山刪」合韻模式為最多,可視為其代表性的合韻模式;頭韻方面,不論頭韻的組數為何,皆以舌根音的頭韻占最大宗,這點與中土詩人呈現者相同;雙聲疊韻方面,雙聲與頭韻一樣都是以舌根音為最多,疊韻部分「陰聲韻」與「陽聲韻」旗鼓相當,「入聲韻」則特少,顯示崔氏並不偏好單獨使用入聲韻;平仄設計方面,崔詩絕大部分詩篇皆完全合律(共105首),另有12首少部分不合律與10首過半不合律,與杜牧僅有1/2強完全合律可謂天壤之別,可歸因於兩人對於漢語聲、韻、調以及近體詩格律的掌握程度,而兩人的相同之處在於透過不合律的平仄鎔鑄各自的個人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