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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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置於民國35年,招收國文系及國文專修科學生各一班。48年國文系增為兩班,50年增為三班,60年增為四班,至今不變。國文專修科則時辦時停,今已停辦。

民國47年,開辦夜間部,招收四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師資專修班1班。50年招收六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系學生。52年又改招五年制國文系學生,逐年增班,至60年每年級各4班,共20班,直至67年全校夜間部奉令停止招收高中畢業生為止。

又自53年起,接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辦國文專修科1班,至63年,擴充為4班。64年起改為四年制國文系,招收2班。66年停止招生,69年7月,完全停辦。

研究所設置於民國45年,招收碩士班學生5名,其後名額遞增。46年設置博士班。4年後第一位博士生羅錦堂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為國內所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

80年,國文系與國文研究所合併為一,統由系主任主持全系事務。合併之前,歷任系主任為張同光先生、何容先生、高鴻縉先生、潘重規先生、程發軔先生、李曰剛先生、周何先生、李鍌先生、黃錦鋐先生。歷任所長為高明先生、林尹先生。合併以後歷任系主任為王熙元先生、邱燮友先生、賴明德先生、蔡宗陽先生、傅武光先生、陳麗桂女士、王開府先生、顏瑞芳先生、高秋鳳女士、鍾宗憲先生,現為許俊雅女士。

本系自104學年度起學士班縮減為3班,目前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各3班,共12班,學生523人。碩士班各年級共112人,博士班各年級共72人。進修部設有國文教學碩士班,分夜間班及暑期班,另有在職國文碩士專班,共177人。總計全系學生共884人。另設國文輔系及雙主修共2班112人,不計在內。

教職員工部分,講師以上專任教師42人(教授29人,副教授9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2人),助教8人,工友1人。兼任教師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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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天道到心性--張栻思想研究
    (2022) 王柏森; Wang, Po-Sen
    本研究旨在透過天道、心性與工夫,全面性研究張張栻思想內容,以期全面性了解其思想後,藉此明白其思想系統。本研究從宋代切入,透過宋代儒學思潮著手,透過了解其當代背景,藉此更深入明白張栻的學術與思想。由於南宋學術基本上接續北宋而來,故先分析北宋儒學興起之因開始談起。由於宋學的發生原因牽涉到多方多面,實難以三言兩語道盡,因此本文透過政治、思想與書院教育三方面,進行簡易的說明宋學得以興盛之因。之後則從張栻生平著手,對於其成長背景、求學經過、仕官經歷與諸儒交遊等進行深刻地認識,對於其從學父親、師事胡宏、書院講學、學術交流與官場活動等進行了解。其後就其學術淵源與治學偏好進行討論。 張栻的天道思想一章,一共包含三部分,分別是太極、天理與道器。關於太極論的部分,探討了其對無極與太極關係的看法、與太極為萬物生化根源、如何參與陰陽動靜。最後探討張栻如何藉由理一萬殊的發揮,使太極賦予了其他範疇,拓展了太極論的解釋。在討論張栻論及天理時,先探討了太極與理的關係,除此之外,本節亦探討了張栻理的內涵與特徵,並與朱熹論理互相參照,認為朱熹時常以理來詮釋天道創生,且更為深刻,而張栻本人則無此類興趣。本章最後一節為探討張栻論道與器。筆者以為,雖然張栻無明確指出太極即道,但從太極表述為道,在張栻思想系統中是可行的。關於道與器,張栻認為道與器有形上形下之別,卻又強調道與器不相離,是以道與器並非異體,但出於重視形下世界的原因,張栻又認為器先而道後,道必須藉由器方能實行,而道內具於器之中。因此張栻強調道器須並觀。本研究的第四章,則探討張栻對心性的體會與工夫。在討論性的部分,筆者首先探討了性在其思想體系中的地位。其後探討張栻如何透過太極「理一萬殊」之理論,造成氣稟各異,得以解釋惡的可能。因此張栻肯定復性、復善之功,是以其強調學習與教育的重要性,最後則探討本善之性的具體表現。在討論張栻對心的部分,則先探討了心在其思想系統中的地位。張栻之心之所以具有本體意義,在於其強調「天、心、性」為一,心與理一。最後則討論張栻「心為仁」的部分,張栻認為「虛明知覺的心」能夠體認、以應萬物,進而認識萬物背後之理,推道至極,心便能「萬善可備」,此處之心便是仁。最後一節則探討張栻的認識與工夫修養論。本章主要分為兩部分,「格物致知」與「察識涵養」兩部分來討論。在「格物致知」的部分,先探討張載與程頤對知吾固有內容的看法,進而與張栻對照。張栻之知具有先驗性,包含了「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的內容,張栻除了在物上求格外,心上亦須講格,透過這兩條路徑進行工夫便能明白天理,與其他宋儒不盡相同。最後則討論其「察識涵養」的認知修養工夫,一開始張栻所重視的乃是「察識端倪」,從已發後的應對處著手。其後經過一番思索改變想法,認為「察識涵養」並重,二者乃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並透過而「持敬主一」的工夫具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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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滸傳》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別意義
    (2022) 葉秀薇; Yeh, Hsiu-Wei
    《水滸傳》最早產生於民間口語創作,許多零散的「水滸」故事經過民間長期孕育,反覆加工,最後再由作者有系統地收集、整理傳說與話本,並加以修改而形成《水滸傳》這部巨著,故從《水滸傳》可看到當時社會變動的情形與在傳統父權社會思維下兩性之性別關係與差異。對於兩性地位的觀念,在水滸世界中並沒有脫離傳統父權社會以來所建構出來的想法,在這裡所描述的女性形象多半較為遜色與負面。有的同化於好漢群體之中與男性同夥作戰,表現強悍與鬥爭的性格;有的逾越已婚的身份而做出背叛夫婿的出軌行為,追求自我情欲的滿足;有的依附權勢、透過卑劣不義的手段來構陷水滸英雄,這些女性與男性的糾葛、衝突不斷地出現在這本男性所創作出來的文本當中,最後大多數的女性角色不是被犧牲就是被邊緣化,故本論文擬從「性別文化」的角度,來探究小說作品如何以男性的眼光創作出他們所期待的女性人物形象,以及在以男性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之下所形成的兩性關係與兩性互動,以便進一步了解文學作品裡所被曲解的女性,希望能藉此對《水滸傳》的解讀方式,又可多些詮釋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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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末至隋朝之《孝經》傳播與孝道實踐
    (2022) 湯青妹; TANG, QINGMEI
    本文聚焦於漢末至隋朝之《孝經》傳播與孝道實踐這兩個議題,旨在究明《孝經》地位提升之過程、原因、意義如何?此外,尋繹此一歷史時期孝道實踐的實相為何。以下則逐一介紹各章重點:第二章旨在勾勒《孝經》在兩漢傳播的歷史圖景,其中指出《孝經》在兩漢的地位並不完全一致,而《孝經》地位之明顯提升,應當是東漢以後的事情。筆者認為,《孝經》地位得以提升的重要原因是:其一,與緯書系統中孔子形象的轉變有關。第二,漢儒賦予「孝」以宇宙論基礎,使得「孝」得以與元氣、天道扣合,進而具有化生天地、萬物之力量。此外,筆者以「至孝」一詞作為線索,指出「至孝」一詞之使用具有特殊性,反映在西漢時稱「至孝」針對的是帝王,而東漢時「至孝」一詞與平民聯結。在此基礎上討論兩漢以來如何接受並轉換《孝經》之感應觀念?第三章則指出,漢末以後,《孝經》地位持續上升,亦逐漸受到帝王重視,此則主要表現為三個層面:第一,《孝經》成為形塑君臣關係的重要依據。藉由考察移孝作忠這一命題如何成立,筆者認為《孝經》提出這一理論本根源於血緣社會,在血緣社會中移孝作忠並不存在矛盾。但若這一社會基礎動搖,則「忠」、「孝」便失去調和的基礎,其矛盾便會顯現。而東漢時提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這一說法,其背後所反映的是「孝」和《孝經》地位之提升。至於漢末以後,出現帝王、皇太子講《孝經》這一現象,亦是基於東漢《孝經》學地位的提升這一大前提。因西晉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是首例,故以這次講《孝經》事件為線索,探討晉武帝司馬炎如何藉由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而重建政治秩序。最後,亦可發現講《孝經》在形式上對佛教之唱導儀式有所借鑒。第四章論述的重點在於,以漢至隋之間的居喪方式為研究進路,進而考察其背後所體現的「孝」觀念為何?而這「孝」觀念與經書觀念是否存在落差?首先,依據經學觀念和相關史料,筆者將居喪方式分為:居喪守禮、居喪過禮、居喪不及禮、居喪違禮。至於在研究材料上,筆者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碑刻、墓誌等材料,由此得出幾點觀察:第一,西漢時的居喪案例較少,而東漢以後開始有明顯提升。第二,在四種居喪方式中,則以居喪守禮及過禮佔據大宗地位。至於魏晉名士居喪不及禮之類似情形,早已於漢末出現,而至南朝時依然存在,且有關此居喪方式之評價,頗依賴政治情勢,若帝王有意打壓,則此種居喪方式很容易被冠上違禮的罪名。至於三年之喪的部分,筆者指出:三年之喪進入正式國制,乃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且真正落實到現實生活亦存在諸多困難。就以士人而言,若真正踐行三年之喪,則很容易影響其政務之運行。第五章考察的對象分為入仕之士人與隱士。筆者首先從制度層面入手,指出與「孝」觀念有密切聯繫的三種選舉制度是:孝悌力田、孝廉、至孝,在逐步分析這三種制度各自的思想淵源之後,筆者指出:這三種選舉制度背後所隱藏的一條線索是:經學地位在兩漢的逐漸提升。至於隱士,他們雖然沒有加入官僚系統,但也相當積極地參與社會生活,具體表現為:如促進私人講學之風興盛;再如促進《孝經》在民間社會的進一步傳播,其中亦有隱士以醫療疾病為手段,推動庶民階層進一步接受「孝」觀念。如果說第二、三、四、五章是四條主線的話,則第六章是一條輔線。筆者聚焦於「二十四孝」孝子形象之成立及其典範意義,選擇郭巨、黃香、王裒則是分別代表庶人、入仕之士人、隱士這三類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筆者指出:此三人的孝行故事展現出不同社會階層之人,在實踐孝道時所面臨的困境是不同的,乃至於孝子形象的形塑或恐不局限於「孝行」,由此可見孝道實踐頗具複雜性。要言之,本文指出《孝經》在傳播過程中,乃適應了不同階層之人的需求,此亦回應《孝經》「五等之孝」之觀念。此外,東漢以後對「孝」的理解有所轉變,表現為:上至帝王、下至庶人,皆有至孝感天的資格。思想觀念影響行為方式,而具體落實到孝道實踐層面上,自東漢以來至隋朝,顯然如何居喪是這一歷史階段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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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應義」的聖與俗-以初唐《道教義樞》為探討核心
    (2022) 蔡淳安; Tsai, Chun-An
    本文以「感應」一義為統貫縱軸,並以「神聖」與「世俗」兩個維度作為橫軸,闡述初唐《道教義樞》此部宗教經典對「感應」思維的淵源承接與創新發揮。主要分為「自然哲學的感應」、「開劫之感應」、「度人之感應」三大主軸,「自然哲學的感應」屬世俗哲學的探討,而「開劫」與「度人」的感應分別展現道教創世紀神學及救度應化的神聖感應思維。以下茲就分章內容,進行摘要分述:第一章緒論,首先闡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和目的,並介紹筆者所掌握的一手文獻資料,同時對前人研究成果進行剖析,藉此提出前人研究成果中帶給筆者的啟發和省思,以及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議題。並且對研究範圍進行界定,接著說明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最後扼要說明本文的章節架構。 第二章〈自然哲學之感應〉,主要考證《道教義樞》中世俗域的感應思維。首先,展現佛道交涉的萬物運化觀,其中包含了孟安排法師對道氣運化之混元義的詮釋,以及融合佛道思維明辨萬法之假實義,將中國本土哲學的「氣論」與佛教所開展的生命哲學相互融攝;再者,則是呈顯自然現象的「類應思維」,其不僅承接了《易經》、《易傳》的感應原理,更將此種聯想的思維運用在解釋抽象的「哲理」中,展現出一套獨樹一幟的自然哲學感應觀。 第三章〈「開劫」之感應〉,旨在論述道教創世紀神學的感應概念,試圖體現《道教義樞》中宇宙創建的圖式。首先,為鎔鑄佛道思想的時間觀。《道教義樞》對於「災劫」的內涵詮釋,汲取了佛教五濁惡世、三災和劫的思想,並揉合道教的「劫運說」,更進一步承襲漢代自然哲學中「五運」的氣化創生概念,開展出螺旋式的「五劫」時間觀。接著,當迎接新世界的來臨,神聖空間的建構便是最大的聖顯。《道教義樞》對於道教空間的構築,最大的特點在於雙重空間的建構,包含了創生式感應的天地觀,以及因果式感應的天界地獄觀;且除了天地空間的築設之外,更將日月星之自然天的運度落實於人身修煉工夫上,形成一特有的宗教實踐概念,展現道教徒通過洞察天際進而達到外境與人身內冥的修煉境界。第四章〈「度世」之感應〉,主要聚焦於探究《道教義樞》中聖凡連結的感應模式。首先,由於《道教義樞》受到玄學和佛學的影響,因此,其以高度哲學化的術語和論證方法對「聖人應化」一義作闡揚,以致形成了「神哲學式」的聖人應化觀。孟安排法師以「動靜」、「本迹」、「體用」等哲學概念組對聖人如何應世作闡發,其中還牽涉到聖人「法身」的議題,雖說哲學意味濃厚,但卻在在體現「至道」、「聖人」皆有著「憐憫」、「慈悲」的宗教特性,得以「接引凡眾」、「應化眾生」;再者,道教「聖人」除了以形相感化眾生,更須與蒼生達到具體的感應。是故,「聖人」還需開設教法救濟眾生,而此議題便涉及道典生成與傳授之感應神話,透過描繪眾生感應道典之因緣與道經傳承的感應神話,將道教經典創成的神聖性展露無遺,使得聖人「應化」的思維更為完整。最後,不論是三清顯化,抑或是聖人開立方便法門示眾,皆需以重玄之法進行超脫歸於重玄之境,與重玄之境達到冥會與感應,此亦是《道教義樞》這部經典的最高宗旨。 第五章結論,主要將《道教義樞》中的感應理論進一步系統化,試圖透過以世俗自然哲學和神聖宗教學二條進路進行分析、歸納,對道教信仰進行更加深刻的沈澱和反思,並進一步證承此二條脈絡得以相互交融,體現以「感應」思想為緯,「聖」與「俗」為經所延伸出的《道教義樞》中不同的義理向度。關鍵詞:《道教義樞》、感應、重玄、自然哲學、開劫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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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颯小說中的「外遇現象」研究
    (2022) 徐鈴茹; Hsu, Ling-Ju
    蕭颯是臺灣八○年代蜚聲文壇的女作家,她擅以冷靜寫實的筆觸描繪當時代人們在五光十色的臺北都會生活下,所面臨的內在掙扎與精神寂寞。八○年代的臺灣受到工業化的影響,逐漸成為高度消費的工商掛帥社會,而在此一社會轉型期中,價值觀的遽變使家庭型態與人際關係受到了直接的衝擊,「外遇」成為了備受矚目的社會問題。古繼堂以「擅寫外遇的蕭颯」為標題、陳碧月以「外遇殺手」稱呼蕭颯,均點出了蕭颯對於「外遇」題材的高度關注;劉紹銘則以「時代的抽樣」評論了蕭颯小說的內在意涵與價值。本研究遂聚焦於蕭颯小說中涉及「外遇現象」的文本,分別從「場域設定」、「人物形象」、「內在桎梏」及「現實意義」等面向來探析其側重於「外遇現象」題材創作所展現的深刻內涵。蕭颯在外遇事件的場域設定上以「職場」高居首位,正反映了當時受到了社會的經濟重心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化的影響,「職場」上劃分了權力階層後的人際互動模式背後所潛藏的問題,而蕭颯再藉由「外遇者」、「受傷伴侶」者、「第三者」及「旁觀者」的人物外在形象及內在心靈桎梏的刻畫,進一步揭露了潛伏在外遇事件下所深藏的社會共相--人們在高度慾望主宰的精神荒原中迷失茫然,無法找到自我的價值與心靈安適的歸鄉。而後,本研究將蕭颯個人遭遇婚變的生命經驗與其在小說中對外遇現象的創作表現相互觀照,以此探析婚變事故是否對作家的創作造成影響,發現確實對她的創作意識造成了鮮明的改變,此時,蕭颯對於外遇題材的敘寫已從反映現實生活中社會問題的流行題材昇化成對內在生命經驗的體現,以此,更全面地探究蕭颯小說中高度關注外遇現象所存有的社會關懷與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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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問《刺客列傳》對正史的轉述研究
    (2021) 吳侑軒; Wu, You-Xuan
    本論文欲探討鄭問《刺客列傳》對正史的轉述方式,並藉分析該作品以探究漫畫的功能與價值,用以打破常人對於漫畫「多色情、暴力等不妥當內容」、「對學童有不良影響」、「難登大雅之堂」……等刻板印象,除了被視做大眾娛樂以外,研究漫畫形式所容納的各種可能性與意義。  本論文使用文本分析法來剖析正史《史記.刺客列傳》的內容有何特殊之處,並且透過比較法來對照《戰國策》與《史記》當中的承繼與異同。除了文字對於歷史的紀載以外,也試著探究圖像繪製歷史故事的源流與發展。以人物畫而言,鄭問《刺客列傳》的人物設計從外觀、行動與感情等符碼形塑角色,延伸並創造出與傳統印象不同的趣味。接著探討漫畫《刺客列傳》改編劇情的策略,鄭問在故事的開頭設計原創劇情,與原著故事加以縫合,是為了讓用以開篇引起讀者注意;再加上高潮戲分的增添,功用為強調主角特質。以敘事學角度分析各篇的視角轉換,製造五篇漫畫不同的節奏與敘事特色,讀來極富變化。  再來以漫畫文法與語彙的角度來分析鄭問《刺客列傳》,引用學者李衣雲、McCloud與Eisner等人的理論,來剖析作品中所展現的策略與技術。鄭問的畫面經營、漫畫文法與圖文關係都讓他的作品別具一格。寫實畫風能夠經營一個虛擬又真實的刺客時代風貌,以供讀者想像,精心設計的構圖、虛實安排以及中國式的意象運用使《刺客列傳》的可讀性多樣且豐富。而鄭問的漫畫文法運用需要讀者大量參與,畫面解讀以及留有想像空間,讓讀者也能夠構築一個屬於自己的刺客。而圖文關係組合則展現鄭問善於將文字與圖像做搭配,互相補充也各自發揮。  鄭問《刺客列傳》改編了正史內容,展現當代注重的價值精神。以及漫畫這樣「精心排列的連續圖文組合」是專屬於當代人的表達方式,鄭問將漫畫結合文學,賦予了史書新的風貌,用藝術方式表達出來,足以與文學、史書並列,發揮不同層面的價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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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學閱讀教育與華人文化傳承之現況──以檳榔嶼華人為觀察對象
    (2020) 張清菁; TEOH-CHENG CHENG
    華人是馬來西亞三大族群之一,憑著一股堅韌民族性,在被視為「他者」之歷史定位下,自強自立,從最初的落地歸根到後期之落地生根,隨著身分的變化,不但扭改了自身族群在馬來西亞的命運,也讓代代傳承之文化在多元文化融合和涵化過程中,演變成今日獨具特色之馬華文化。 檳榔嶼是自馬來西亞獨立以來,即以華人為主體的小島,是以保留了相對於其他州屬更多的華人文化傳承,例如民間習俗、文化活動,以及各種華人文化之相關行為,這裡不只被視為華人文化蓬勃發展處,同時亦是檢視華人文化變遷的最佳之處。 當年先人在生活、生存前提下選擇離鄉,到檳榔嶼展開新生活,即因為生活模式之改變,而有了後來亦步亦趨之文化變遷。近年華人族群開始意識到文化變遷之危機,不只「華教」因為客觀因素教育之路走得艱辛,文化傳承亦因為大幅度之生活模式改變,而與中華文化原貌相去日遠。然而華社依然希望透過文學閱讀教育來深化和強化新生代之文化教育,讓子女們對馬華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繼而透過學習、實踐和傳承的目的。本論文便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決定從國民型學校之華文教育著手,藉華人積極把子女送往華校就讀支持母語教育,並推動閱讀經典之相關活動,來探討透過文學閱讀教育力挽狂瀾之成效。 此外,本論文亦希望藉由檳榔嶼因為少子化逐漸失去華人為主體居民優勢,進一步抽絲剝繭探討華人在面對文化變遷之社會現實與現象、心理等不同層面問題,以檢視華人價值觀之變化的深、廣度。 整體而言,文化變遷得從教育著手,這是馬來西亞華人的共識,亦是檳榔嶼華人至今不變的堅持,但礙於國民型學校十一年國民義務教育之教材和課本是由馬來西亞教育部統一編輯,是以檢討教材能否為文化教育服務是刻不容緩之課題,然而,除了學校教育,家庭教育是否能發揮其功能,與學校教育相輔相成,雙管齊下教育新一代,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堅持和看法、做法。是以本論文採取實地訪談華人之方式,來了解華人對文化變遷的應對方法。 再者,華人價值觀之演變亦是文化變遷肇因之一,這也是導致民間習俗活動去留之關鍵,今日檳榔嶼依然傳承之各種禮俗活動,其實也正反映了華人價值觀對於文化傳承之取捨權,若不注意,大而化之的背後,實則影響深遠。 透過教育、社會現象和心理層面之探討,本論文得知文化變遷因素主要來自於華人對傳承文化抱持任意取捨之心態和認知,加上多元語言和多元文化環境影響,華人不只面對教育政策上之考驗,也在考量子女未來前程時,必須做適應的犧牲和調整,導致文學閱讀教育不能深耕,同時亦因為自身的誤解與個人價值觀取捨因素,衍生了後來文化傳承面臨不正確、任意簡化、式微、替代等問題,致使馬華文化失去了中華文化的純正性和單純性,平添了幾分的任意性和複雜性。 檳榔嶼華人普遍存在「會說母語即是傳承文化」之誤解,是今日華人新生代落實文化傳承所面對之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本論文有父母應以身作則說華語、寫華文,以及傳承正確禮俗之建議,同時希望家庭與學校相互輔助,重新定位價值觀,確保華人子弟在未來的文化傳承中,不因個人主觀取捨,而摒棄中華文化優良且豐實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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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之際奇書之續書敘事倫理研究
    (2020) 談啟志; Tan, Ci-Jhih
    本文以「明清之際奇書之續書敘事倫理研究」為題,主要關注於明清轉折之際,作者/敘述者面臨重大變故,生成若干部關於明代長篇敘事文本「四大奇書」其中三部之「續書」作品,其所展演的「倫理」內容,如何在歷史語境中基於「道德責任」而形成的話語實踐。換言之,本論題欲分析「續書」生成與時代背景之間的關聯為主,而以「續書」與「原書」之間「似近似遠」的關係為輔,聚焦於易代演進中的「故事倫理」與文本生成的「敘述倫理」,適度回應明清之際文人如何演繹明代倫理秩序、如何透過話語實踐營造與詮解個體之身分與處境,並透過續書/述本與原書/底本之倫理議題反思,開展詮釋奇書之續書的新角度。 論文凡分五章,正文共計三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三字。第一章「緒論」,揭示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本文欲自明清轉折之際的背景切入,選取《西遊記》之續書──《續西遊記》、《後西遊記》、《西遊補》三本,《金瓶梅》之續書──《續金瓶梅》,《水滸傳》之續書──《水滸後傳》、《後水滸傳》二本,其中故事情節所詮釋的「理」與「欲」、「善」與「惡」、「忠」與「義」倫理議題,以及敘述話語生成過程中如何映現《大學》內聖外王、修己治人的工夫順序──「正心」、「修身」、「治國」三種行動方案,藉此揭示敘述者所秉持的道德責任;具體的修辭表現為「遇難到解難的過程」、「因果報應的設置」、「建國到國治的想像」,重點在考察敘事文本與時代語境交匯之下的創作實踐。第二、三、四章採用文本細讀的方式,分別討論明清之際《西遊記》之續書、《金瓶梅》之續書、《水滸傳》之續書各自的文脈系統,所形成的敘事倫理效果。第五章「結論」,本文亟欲指出的是,明末清初奇書之續書乃是承繼宋明理學對「人本身」的重視,進而持續釐清「個人」與「群體」之間關係,以及所建構起的倫理秩序關係,由「心學」醞釀出對「我」的必然關注,呈現有關個體內部道德形塑──自「理」與「欲」的認知審視而來、個體自身作為之具體修身原則──自「善」與「惡」價值判斷而來、外部群體之間人際互動與倫理實踐──自「忠」與「義」取向抉擇可見。在三部奇書之續書中,「正心」、「修身」、「治國」的具體話語實踐,不僅是敘述生成的表現手法,也是提供閱讀者自我檢視個體道德的入手處。 《西遊記》、《金瓶梅》、《水滸傳》三部奇書經典系統,若如前行研究者所言,乃是文人敘述者有意呼應《大學》修持工夫的循序漸進的過程,追尋內聖外王、天人合德的儒家理想境界,那麼續書的文本表現,則是回應明清之際時代語境之「變」,進而產生對「內在道德主體」與「外在倫理世界」相互呼應的反思之音,乃是有意為之的「變」中之「續」,具有不凡的時代價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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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客語的轉移與流失現象研究
    (2020) 蔡宏杰; Tsai, Hung-Chieh
    隨著客家族群來臺拓墾,客語在臺灣至今已有300多年的發展歷史,期間與臺灣其他不同的語言發生接觸、競爭。除了語言系統發生變化外,客語面對閩南語及華語的強勢競爭,也發生語言轉移(Languages shift)及流失的現象。本文以臺灣客語轉移現象為中心,討論影響臺灣客語轉移的社會因素。從族群人口結構、不同階段的語言政策、客家族群認同意識三個向度,觀察社會與心理因素對於客語轉移的影響,探討臺灣客語轉移的歷程。過去對於臺灣語言轉移流失問題的研究討論,普遍歸因於戰後國民黨政府推行的單一語言主義的語言政策所致,不過本文根據文獻紀錄及統計資料的觀察分析發現,客語轉移的現象在19世紀末已開始,而福佬客的現象更說明臺灣客家族群語言轉移流失並不能完全歸因於語言政策的壓迫,客家族群對於族群的認同意識和客語的態度是影響客語轉移最重要原因。此外,從臺灣客語方言島現象與不同年齡層客語能力的差異可以說明,即使面對擁有人口規模優勢的閩南語,及具有政治優勢的華語的競爭,仍有部分地區與群體能維持客語的使用,可見客語轉移的問題不應完全歸因於語言政策的壓迫。客家族群的族群認同意識及語言態度對於客語的轉移或維持具有主動性的重要意義。換言之,今日客語失去語言領域的轉移、流失現象,是客家族群長期的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若無法凝聚客家人對族群身分和語言的認同意識,對於當代客語復振的工作將難以取得理想的成效,改變客語持續轉移與流失的困境 ,這也是今日臺灣客語復振成效不佳重要因素。 除了客語向閩南語、華語轉移的現象外,臺灣客語內部弱勢的次方言也有向強勢的四縣、海陸客語轉移的現象。對於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及混合型的四海客家話彼此之間的競爭關係,客家人要如何看待,仍有待客家族群的集體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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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覺傳播媒介對近現代京劇美學的影響:以唱片、廣播為討論核心(1903-1940)
    (2020) 葉霑; Yeh, Jan
    20世紀初唱片、廣播逐漸滲入世界各地大眾的日常生活。京劇作為彼時中國的流行娛樂,也多與之結合,成為聽覺傳播媒介的主要內容。當京劇透過唱片、廣播傳播後,勢必受到媒介形式的影響,產生美學方面的變化。此變化不僅是京劇範疇的,也擴及到演員、票友及一般受眾的接受心態,亦即,這是關乎人類感知模式的美學變化。 本文所謂「美學」,是根據 aesthetics 此詞本身聯繫著希臘語詞根 αἴσθησις,強調感覺的表達與感受的能力。所以本文將不著重討論已有豐贍成果的聲腔創發、舞美燈光、具體表演形式變化,而更強調從社會文化(包含技術發展)的宏大視角開始,漸次討論受眾感知、媒介中的京劇藝術性、演員調適、觀演關係變化等相對抽象的美學問題。研究約可分為三個層次:首先綜述1903至1940 年代近現代京劇與聽覺傳播媒介的接觸史;繼而以荀慧生、馬連良、周信芳三位分屬旦行、老生行及京海派的演員為個案,聚焦討論演員如何運用唱片傳遞京劇藝術,又或批判唱片對舞臺表演造成的影響;最後,則以媒介形式為出發點,援引 1940 年代戲劇刊物上常見的,以廣播轉播之京劇為評論對象的劇評,討論受眾利用新媒介聆賞京劇時審美重心的變化。 本文以為,唱片、廣播雖然確實使京劇更傾向娛樂,削弱了一定的藝術性,但在演員與受眾自覺的運用下,仍可以嚴肅的傳遞/接收藝術,使之成為舞臺的延伸,媒介與舞臺二者能夠良性的相互展延。此外,聽覺傳播媒介可留存、廣泛傳播的特質亦促使結合舞臺、報刊、唱片廣播的京劇宣傳生態產生,使京、津、滬三地的京劇資源更加流通。最後,雖然媒介起初確實造成了京劇藝術性的動搖與消殞,但在適應了新媒介以後,演員與受眾不再被動的為媒介框限,而是以媒介的特質為立基,發展出更多元的創作方式與欣賞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