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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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儲思盆－臺北市立棒球場的意象轉變
    (2022) 李承諺; Lee, Cheng-Yen
    臺北市立棒球場興建於1957年，為承接戰後臺灣棒球運動發展的重要場域，但最後卻於2000年拆除，原址被改建成現今的「小巨蛋」，且看不出任何與臺北市立棒球場有關的痕跡。然而，對於球迷與其參與者而言，這座棒球場仍活在大家的心中。　　究其興建之原因，在戰後國際情勢影響之下，臺灣需以棒球與友邦進行交流，促使政府願意興建棒球場。對於棒球運動發展而言，臺北市為首都但卻缺乏一座標準的棒球場，因而在謝國城及棒球相關人士的努力之下，建立臺北市立棒球場。然而，甫建立的球場仍屬簡略，在後續為了國際賽以及受到上位者的注意之下，隨著政府與民間皆認為要興建運動場館的想法，使球場一步步成為了現代化的棒球場。另一方面，球場設施的增建也可反映人們對於球場的想像，象徵著越趨熱烈的球迷參與以及工商社會下的休閒需求，同時執政者也在外觀上強加其意識，但對於參與者而言未必有產生效果。而在職棒賽事展開之際，出現企業主導球場修建之狀況。　　回顧曾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過的活動，首次進行的比賽為與早稻田大學的交流賽，但對臺灣棒球發展造成關鍵性影響，應屬1968年的紅葉少棒賽。不過紅葉少棒賽之於臺北市立棒球場可能僅是一場比賽，反而是在1970年代三級棒球的熱潮，再加上代表隊選拔賽的決賽絕大多數都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行，與配合電視轉播的影響之下，使球場映入更多人民的眼中。再者，眾多棒球賽事搶著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辦，促使許多重要比賽在此進行，也建立起參與者心中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為重要賽事舉辦地，乃至於最高殿堂的印象。1990年代後，相當高比例的職棒賽事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更讓參與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隨著「大巨蛋」的需求日增，臺北市立棒球場也被納入建地的考量之內，並在臺北市政府的運動場館興建規劃下，決定改建成小型體育館。在確定將被拆除之後，職棒聯盟舉辦「20世紀台北棒球場回顧接力紀念賽」，並因此激發過去的參與者重新回憶臺北市立棒球場。在球場拆除之後，遺留下來的器物與媒體的傳播，皆成了記憶再次被召喚與再製的媒介，最終經過不斷地篩選之後，成了參與者的歷史記憶。關鍵詞：運動場館、集體記憶、口述歷史、物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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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褒忠」匾與黑香旗：新竹枋寮褒忠亭義民廟的物質文化史考察
    (2021) 羅崧源; Luo, Song-Yuan
    以物質文化研究的視角研究新竹枋寮褒忠亭義民廟，可見褒忠亭義民廟透過物件彰顯自身的正統性與地位，擴大義民爺的信仰。從匾額可以看到過去新竹枋寮褒忠亭義民廟與地方社會和政權的互動。嘉慶7年（1802）後，新竹枋寮褒忠亭才開始和乾隆御筆「褒忠」御匾有緊密的論述。其中，「褒忠」御匾更是竹塹地區粵民的特意設計，巧妙地將原作為里名匾額的御匾，轉化成奉祀義民亡靈的王朝嘉勉。匾額之外，另一個攸關義民爺信仰傳播的重要物件為黑香旗。黑香旗之於信眾是相當重要的媒介，透過黑香旗進行對義民爺的供奉、迎請。因黑香旗其易於攜帶的物性，使黑香旗成為義民爺信仰散播於臺灣各地的關鍵物件。因各地區各時代面臨的社會挑戰不同，黑香旗也發展出因地制宜的功能，顯現出信眾解決問題的能力。日本時代，新竹枋寮褒忠亭義民廟面臨最大的問題為統治者從滿洲皇帝轉變為日本天皇，原本「褒忠」御匾的官方性消失。當時的褒忠亭義民廟協議會經由斡旋，使褒忠亭義民廟可以延續，日本官方也將褒忠亭義民廟轉化為「盡忠報國」之廟宇。戰後，「褒忠」御匾又興起一次散播，臺灣各地的義民爺祭祀場所紛紛掛起「褒忠」御匾，複製了枋寮褒忠亭義民廟的模式，清代的歷史記憶再次被召喚。戰後社會經濟背景的改變，以及當時的政治局勢，皆助長了「褒忠」御匾又再一次地複製。義民爺信仰也成了戰後臺灣客家意識之集結。在面臨語言急遽流失的情況下，客家人產生認同危機，1980年代開始了臺灣客家運動，臺灣客家人以義民爺為號召，集結臺灣客家意識。義民祭活動獲得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支持，黑香旗和「褒忠」御匾也有了在都會區公開展示的機會，臺灣客家人的群體認同藉此不斷地受到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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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包裡的青春物語——日治時期的學生書包
    (2020) 官力安; Kuan, lee-an
    對現在的學生來說，背著書包去上學，是一件再日常不過的事情。臺灣人開始有使用書包的共同經驗，是日治時期隨著近代學校的定著而逐漸形成。書包因為具備容器的功能性，形成教育規訓中非透明化的領域，所以在書包那個小小的空間裡面，同時交織著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範疇，既是傳遞新知識的工具，也是思想交流的橋樑。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的學生書包為中心，基於使用書包已經成為臺灣人的共同經驗，以及物件為主題的研究有大量的圖像史料，因此本文以圖文書的方式呈現研究結果。全書分為六個篇章，前四章以物質文化的角度，探究不同學制與性別的書包形式、象徵性及意義；後兩章以消費文化的角度，觀察書包商品化與兩種主要的流通情形。 書包的社會生命史，為臺灣的過去訴說了一個以學生為視角的故事，因為容器的特性，在殖民統治之下，為臺灣人留了一塊自我追尋的空間。不論學生使用什麼形式的書包，都意味著近代教育在臺灣的展開，也象徵臺灣人對於新知識與學歷的追尋。同時，從學生的個人經驗可以看到，書包裡面除了裝著課本，也裝著學生對知識的自豪，甚至是對殖民統治的不滿。書包訴說著臺灣的政治、教育與社會的變化，也記錄著不同時代裡臺灣人的期待與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