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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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遇的接力：歐洲與東亞間的民族誌知識收集、整理、再相遇
    (2017) 簡宏逸; Chien, Hung-yi
    現代民族誌學（ethnography）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中葉的「族群描述」（Völker-Beschreibung），這是德意志學者G. F. Müller在西伯利亞進行田野調查時所發展，用來描述人類文化的方法論。此一方法論的原型，可以再往前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紀流行的「旅行的技巧」（ars apodemica）。歐洲旅行者在這些方法的指導下，收集了許多有關東亞族群、歷史、地理、文化的知識。若將知識收集視為一個貫穿時代的現象，會發現不同時代的行動者以不同的目標和方法進行知識收集，其中並未有特別的計畫。這樣的特性使這個橫跨四世紀的知識收集，看起來就像一場「巧遇的接力」。我將歐洲與東亞間的知識收集、整理、再相遇分為三個部分討論。在收集與驗證的十六與十七世紀，西歐與東亞建立了直接的連結，知識也開始在此連結上流動。在這一部分我檢視了《臺灣府志》中所流傳的「暗洋暗澳傳說」，發現它與1596年到1597年間荷蘭航海家Willem Barents的第三次北極探險遇難過程相對應。我也透過東北航路的情報在日本流傳的情況，側寫當時歐洲人深信的東北航路及「Anian海峽」等地理知識流傳到亞洲的情境，以重建「暗洋暗澳傳說」被記錄時的情境。到了1643年，荷蘭人在亞洲站穩腳步，下一步他們就開始規劃探索東北亞大國Cathay與太平洋上金銀島的探險。這次依循過時資訊規畫的航海，雖然從一開始就註定失敗，卻因為組員克盡觀察情報的職責，本次航海帶回北海道、庫頁島、千島群島一帶的地理與民族誌情報，無意中成為記錄十七世紀中葉的阿伊努社會的重要見證。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從東亞已經有大量情報傳回歐洲，在歐洲的學者開始對這些情報進行整理與批判。Nicolaas Witsen與François Valentyn兩人都是運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知識網絡為自己的作品收集資料的編輯者，分析他們對手上情報所做的改動，可以揭露這兩位編輯者所追求的目標。Witsen關心的是他的Tartaria地圖，用各種資料為其地圖佐證。Valentyn則在編輯中豪放地帶入個人意見，不只大幅縮節改寫C. E. S.和Candidius的原始史料，並在他所投入的宗教領域加入帶有個人偏見的批評，但也缺乏對情報的批判考證。不重視考證的知識收集，在十八世紀初George Psalmanazar假扮福爾摩沙人的騙局中受到了強烈的挑戰，使歐洲知識界必須重新反省既有的知識收集模式。在十八世紀興起的學術遠征（scientific expedition）則挽救了知識的危機，並從中發展出研究全人類文化的框架。到了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誌學再次與東亞的地方知識再次相遇。但是再相遇並不一定是學術的進步。我以德意志傳教士歐德理所提出的客家民族誌、客家族群史，以及十九世紀末臺灣研究中產生的「客家先來論」，說明新的迷思如何在西方知識與在地知識的再相遇中產生。綜觀來看，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民族誌學歷史似乎充滿了失敗，但是知識行動者之間的接力，卻也讓民族誌學知識往正面方向改變。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場「巧遇的接力」，才能公平地去評價當代的知識體系，知道自己是怎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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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戰後凍頂茶產製與在地技藝的傳承
    (2017) 張文馨; Chang, Wen-Hsin
    臺灣茶產業於1865年始出現在對外貿易史上，臺灣茶於清治後期即為臺灣出口之重點產業，並於日治時期開始出現企業化的經營模式，直到戰後政府亦積極推動茶業貿易，臺灣茶產業從1865年開始，百年來皆以出口為導向。值得探究的是，1980年代後臺灣茶業全面翻轉，從原先的出口轉為內銷導向，即言臺灣本身對於茶葉的需求量大增。此外，茶葉的產製亦從工廠的大量生產模式改為農民自產、自製、自銷的精緻農業，間接促成了中南部茶園與高海拔茶園的興起。 1980年代臺灣凍頂茶發展蓬勃興盛，其中「凍頂茶優良茶比賽」為促成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梳理臺灣茶葉的發展脈絡後可以得知比賽茶機制對臺灣茶發展不完全是正向效益，過於強調消費者導向，對於茶葉製作技藝產生些許負面效應。藉由田野參與實作與深度訪談，將臺灣凍頂茶製作技藝之流變完整陳述。其中，茶葉製程須依據茶葉特性調整製作細節，因此可以得知茶區的不同，所種植的品種、天氣、土壤等等也有其差異，而這個差異就形成了多元性的地方特色。透過討論現有的製茶技藝，進而得知製茶技藝的學習並非一般理論的建構，反而是藉由師徒制的傳承，將默會知識延續下去。隨著現代工業化的發展，製作技藝逐漸消逝於時代的洪流。本篇論文藉由探討製茶傳統技藝，期許能為茶產業的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