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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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商代的王權及其發展
(2002) 石蘭梅
《臺灣府城教會報》與清季臺灣的基督徒教育
(2002) 張妙娟
在十九世紀基督新教海外傳教風潮的影響下，臺灣成為英國長老教會在中國傳教事業的一環。1885年由英國傳教士創辦的白話字版《台灣府城教會報》記錄清末以來長老教會發展之動態，兼具聯繫與教育之功能，日後並發展成為全臺性長老教會之機關報，可說是同時保存長老教會歷史與白話字的代表性文化遺產。本論文擬以《台灣府城教會報》作為主要素材，研究目的有三： 1.探討英國長老教會到臺灣傳教的歷史淵源，及其在廈門、汕頭與臺灣等三地傳教事業之關聯性。 2.探討《臺灣府城教會報》創辦緣起、發展沿革及其內容。 3.分析《臺灣府城教會報》在推動白話字教育、教會學校教育與信仰教育等三方面的報導內容、扮演角色及教育成效。透過《台灣府城教會報》相關報導的分析，可知在協助推動清季臺灣的基督徒教育方面，該報的努力深具歷史意義。其一，引進印刷機，自製傳教出版品，不僅可以長期供應教材，亦使散處各地的教會得以分享相同的教育內容，教材的普及有助於教導的一致性。其二，《臺灣府城教會報》長期刊載教會消息和教義論述，又出版白話字刊印的有關教義、科學新知等書籍，塑造一個以白話字教育為主的本土化宗教社群。
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
(2002) 鄭麗玲
1920年代後半日本的帝國大學體制移殖到海外殖民地，在臺灣所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成為臺灣教育體制的最頂端。就日本之高等教育史而言，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揉合西方教育制度後自創的「帝國大學」體制輸出到海外殖民地的實例之一。由於殖民地的特殊關係，該帝國大學不隸屬文部省管轄，而由臺灣總督府代理文部省之職權。除了是近代大學模式在臺灣發展的開端之外，又以日本的殖民統治之關係，帝國大學在殖民地建立的過程，具有近代化與殖民地化雙重色彩。本論文將討論臺北帝國大學其成立的動機、成立經過與研究取向，並探討大學的學術研究與官方政策間的關係。此外，本論文也將從民族角度來討論臺灣的高等教育吸納了多少臺灣人子弟，其入學的門檻與就業門檻與日本人相較有多少差距？臺灣精英階層透過日本人所帶來的西式教育與科學，塑造其專業能力，他們對於這些教育訓練有何看法？序章為研究動機與文獻回顧。第一章則探討大學制度在亞洲的建立過程。非西方的國家在採用西方模式的大學制度，通常呈現兩種方式，第一種是「櫥窗瀏覽」模式(window-shopping)。通常是主權獨立國家所採用的方式。第二種是「全面介入」模式(involvement)非西方國家自願或非自願地以一個特定的西方模式，作為本國大學制度的典範。常出現在殖民地時期由殖民母國引進該國大學模式，教授來源與教學語言以殖民母國為主。第二章討論戰前日本舊制大學特有的預科、高等學校制度，以及臺北帝大學部成立的考量。高等學校（大學預科）具有精英及貴族教育之性格。高等教育的入學控制，操縱在高等學校與預科局部開放的入學考試上，對於殖民地人民是窄門中的窄門。1930-1945年之間日本高等教育擴張快速。受戰爭動員體制之影響，新增的高等教育機構中，以醫學與工業人才的培育最受重視。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也追隨日本內地。從臺灣與朝鮮殖民地成立的帝國大學，反映該時期日本殖民地教育制度結構性的變化。第三章探討殖民地帝國大學的成立的動機與其教育制度上的意義。由於兩地帝國大學之設置是基於統治考量，因此在學科設置上顯示出兩個方向。一、投合殖民地居民之需求而設置之學科。二、殖民統治所需求之知識系統，如兩所大學都相當重視之自然科學學門。殖民地的帝國大學在官方主導之下，仍以實業教育為主流。不論是台灣或韓國，有能力並有興趣接受大學教育之人民，都遠遠超過該兩所大學所收容之學生數量，因此，大學之設置實際上並未能解決殖民地人民海外留學之問題。第四章討論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後，校園內部的管理組織、師資系統、校園文化以及畢業生的出路。臺北帝大的管理組織各學部大約都在第二任部長以後，教授自治的運作才出現。從師資來看除了農學部之外，以東大與京大的勢力為主。從就業分析則可看出，臺灣人畢業進入會社比例較日本人高，而進入官廳的比例較低。第五章探討臺北帝大與京城帝大在戰爭時期研究與教育的改變。由於位處帝國邊陲的殖民地，在大日本帝國國土線再度向外延伸時，兩地的帝國大學因地利之便，更能提供接近新佔領地區的研究環境，並發揮位在殖民地大學的特長。戰爭時期所增設的講座以及學術調查活動，莫不以配合南方軍事要求為優先考量。科學主義是日本殖民統治的武器。如果說殖民統治臺灣是日本晉升列強俱樂部的門票，那麼「科學」便是日本對臺灣統治的「令符」。第六章將把臺北帝國大學放進日治50年科學研究部門發展的脈絡中，說明臺北帝國大學「研究機關」的角色。結論則以近代性與殖民性來討論帝國大學出現在殖民地臺灣的意義與影響。同時歸納帝國大學移殖殖民地的動機，以及其學術任務。最後將提出本論文中未能解決尚待日後研究之課題。
戰後臺灣女性參政之先驅：許世賢（1908-1983）的政治生涯
(2003) 莊雅茹
「嘉義媽祖婆」、「五龍一鳳」、「許家班」等乃媒體或論者提及許世賢時最常使用的稱號。對於自1946年3月起即當選嘉義市參議員、直至1983年6月於嘉義市長任內病逝為止政治生命幾無中斷的許世賢而言，這些稱號所顯示的意義，除了反映其在嘉義市所締造的群眾基礎、政績及影響力外，亦顯示出其以「女性」及「無黨無派」身份而能長期立於政壇的特殊性。許世賢在長達三十餘年的參政生涯中，曾創下多項記錄，諸如1946年3月成為首位女性市參議員（與邱鴛鴦、謝娥共同保持）、1951年11月為首位女性縣長候選人、1968年1月當選首位女性縣轄市長、1972年12月於立委選舉中獲最高票當選、1982年7月成為首位女性省轄市長等，不但為戰後臺灣女性參政之先驅，其問政主張於臺灣民主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亦具代表性，而其施政成果則甚受肯定，並因此締造其在嘉義政壇深遠之影響力。　　就其問政內容而言，在許氏長達十餘年的省議員生涯中，「促請中央完成省縣自治通則、實施省長民選」、「尊重省議會職權、勿以行政命令代替立法」、「對地方選舉的建議」等，為其一貫的論政要點，再者，相較於男性議員，其對於「爭取婦女保障名額」及「娼妓問題」等顯然有更多的堅持。此一時期，許世賢與李萬居、郭雨新、吳三連、郭國基、李源棧等號曰「五龍一鳳」，就組織面觀之，其在競選時或議場上，仍是單打獨鬥的多，就問政內容觀之，其則於各自的提案、質詢中表達出共同的訴求。其擔任中央民代期間，正值我國國際處境日陷危難之際，在外交上，其力主「再入聯合國」，並強調「中華民國主權」及「反攻復國」大業。在內政上，其要求「內政改革」，其中，「內政民主化」的相關訴求多延續其省議員時期的問政內涵。就其施政成果而言，許世賢在第六屆嘉義市長任內，面臨財政困乏與人事編制不足等問題，然而，在此困境下，其仍推動各項建設。其中，最為人所津津樂道者莫過於拓寬中山路工程及興建七彩噴泉。再者，就府會關係而言，市代表們多肯定許氏之勤政和廉能，也推崇其醫學博士及省籍民代之出身，大底上，代表們於問政時對於許氏之「建議」與「詢問」多於「指責」與「杯葛」。1982年，許世賢再任第九屆嘉義市長，並於嘉義市升格後任首屆省轄市市長，觀之施政方針，其對嘉義市整體發展之構思顯然較過去宏觀許多，惟升格後其仍面臨財政困難之狀，而市府的人事風波也成為議員所關切的焦點。然而，無論內、外在困境為何，許氏仍於短期內進行各項建設。其勤政、清廉的形象，不但奠定其女日後繼承衣缽之基，更成為嘉義政壇的指標。問政、施政外，許世賢亦參與臺灣民主運動，蓋許氏先後參與1958年「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1960年地方選舉前後黨外人士所舉行的座談會，以及「中國民主黨」的籌備等。然而，當執政當局以高壓的手段處理組黨運動後，政治反對活動隨之沉寂。 1970年代中期以後，另一波黨外運動勃興，惟許氏的政治理念雖與主導反對運動發展之人士有共通之處，然於行動上卻未積極參與。這與其不贊同當時黨外運動所採用的群眾路線及選舉組織策略有關。亦即政治民主化、保障人權、落實地方自治等是其從政以來的一貫理念，然而對於採用何種方式來達成上述的目標，則與部分黨外運動人士看法和做法不同。
創造思考的歷史理論與實際－以國中歷史教科書中的國共關係演變之教材為例
(2003) 陳淑芬
本研究綜合文獻分析法、教育行動研究法、問卷調查法、準實驗法的討論與實驗結果，已獲得如下的結論：（一）就創造思考的歷史教學目標而言，歷次修訂的國中歷史課程標準，即便在當今國中階段實施中的九年一貫社會領域課程，均一再強調創造思考的能力是重要的教學目標。（二）就歷史教材設計而言，歷史教師必須瞭解歷史知識的特性，以及螺旋型知識體系建構法的基本精神，同時以教科書的教材內容為主軸，輔以清晰、合理而又具體可行的補充材料。（三）就歷史教學方法而言，為了有效掌握創造思考的教學活動，教師應事先與學生商定課堂公約，課前也給予學生足夠的先備知識作為討論的基礎。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透過口頭獎勵、調整座位並要求輪流發表、每組相互評鑑分工的方式，可以有效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從實驗的結果來看，即便平時學業成就不高的學生，也多能熱烈參與，主動學習，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當然，在思考的深度與廣度上，必須循序漸進，充分準備，只要教師能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創造思考的歷史教學目標應該不難達成。（四）就教學評量而言，實驗班在有標準答案的紙筆測驗的平均成績不如對照組，與兩班在教學實驗前的學業成績上表現大同小異。這可能是因為創造思考教學並非著重於求取單一標準答案的反覆練習，教學過程較傳統演講式教學重視情意方面的表現。在實作評量方面，需要與學生溝通互評的目的，教師並要改良互評的方式，改由循環互評的方式。至於小組合作評量的落實與否，端賴教師在教學現場的引導，以及讓學生確實輪流分工。努力程度的評量，對於紙筆測驗表現不佳的學生，可以從中獲得進步的榮譽感及感受到關注。而在問卷調查方面，無論在量化統計或質性的分析方面：實驗組學生認為創造思考的歷史教學讓他們在學習動機、學習成效的認知和情意方面皆有所增強。雖然創造思考歷史教學有其優點，值得推廣應用，但是歷史教師在採用這種教法時，仍須注意到下列幾點：教師心態的轉變是教學創新的關鍵、課程教材的配合是教學創新的契機、調整評量的方式是教學創新的長久之計、未來研究對象及時間可以增加，以加強研究的可信度。
清代苑裡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1683-1895）
(2003) 鍾文娟
苑裡地區位於西部平原的起點，因為交通方便，平原肥沃，加上農業環境適合，康熙末年，即陸續吸引來自漳州、泉州及粵籍人士入墾，是苗栗地區較早開發的地方。在漢人入墾以前，苑裡地區是道卡斯族蓬山社群的分布地域，主要包括苑裡社、房裡社、貓盂社、日北社等。因為漢人的進入，蓬山社群的社會型態遭受衝擊，隨著土地使用權的逐漸喪失，接著典賣，盡賣，甚至連番大租、口糧租都賣盡。在生活空間遭受剝奪之餘，平埔族人只好選擇遷居、漢化的生活型態來加以因應，於是，平埔族人在苑裡地區的歷史舞台，逐漸被漢移民所取代。漢移民開墾苑裡地區的高峰期約在乾隆年間。三大籍貫的漢移民入墾時間相近，但仍以漳州、泉州人較早建立具規模的聚落。其分布的範圍約可一分為二：漳州人、泉州人主要以西半部為主，東半部的山區則多為粵籍人士移墾的分布地點所在。透過土地使用權的取得，漢移民逐漸在苑裡地區建立聚落，加上水利建設的輔助，苑裡地區的開發趨於完備，約在乾隆中葉，苑裡地區的主要聚落均已建立。隨著聚落的越趨成熟，庄社雜陳下，亦形成了以鄰近庄社為腹地的街庄，發展商業機能。隨著漢移民的逐漸增多，漢人社會逐漸發展出祭祀組織，並以寺廟為中心形成祭祀圈；隨著生活漸趨穩定，漢移民開始重視文教觀念的普及，加上軍功的建立，因而苑裡地區逐漸形成士紳階層，漢人社會於焉形成。然而，因為土地資源的有限，各族群之間的衝突日益嚴重，平埔族人的抗官事件、閩粵間的械鬥均成為地方上的大事。地方勢力透過衝突事件的解決而逐漸整合，地方出現領導人物、庄落之間亦出現以祭祀活動為主體的連庄組織，苑裡地區產生生命共同體的意識，苑裡地區遂整合成功。至此，苑裡地區已完全成為漢人社會。
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2003) 吳智偉
摘要本論文主要處理二次大戰後，台灣社會內本省籍人士－包括作家和實際參與二次大戰（以及國共內戰）的參戰人員，他們在戰後透過文學作品（小說）和口述歷史（訪談錄、回憶錄等）的方式傳達戰爭經驗時，其中所蘊含的對戰爭詮釋意義轉變以及包含文學、歷史文本與外在社會互動所產生內在、結構上變化的關係。因此，本論文處理的人、事、物可以簡明分為－人：戰後台灣三代的本省籍作家、台灣人原日本兵和外省人第一代與第二代；事：二次大戰的東南亞、華南戰場部分和國共內戰；物：戰後台灣本省籍作家的小說、自傳、傳記和台籍日本兵的口述歷史。在分析的主軸上，則分別以文學文本的小說和歷史文本的訪談錄、回憶錄等為對象，探討兩種文本在呈現戰爭經驗的書寫內容裡，有何不同的敘述方式與描述重點，並且試圖分析這些不同之處所代表的意義。在以小說為主的文學文本方面所傳達出來的戰爭經驗，在現階段台灣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中普遍沒有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不過，沒有受到重視並不代表戰後台灣文學作品中的戰爭經驗不夠豐富。其實以目前文學界普遍接受的戰後台灣三代作家（以本省籍為主）分類方式來檢視，就會發現從戰後第一代至第三代作家小說中所描繪出來的戰爭經驗除了不少於一般認知外，也會發現戰後三代本省籍作家在描述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時，小說文本中戰爭書寫的特質有從第一代的偏重「經驗」逐漸走向二、三代的偏重「認同」，也就是說對於第一代台灣本省籍作家而言，他們在戰後書寫的戰爭經驗小說，其實是包含在以追憶日治時代生活為主題下的創作，所以親身經歷的戰爭只是時代背景的一部份，在小說書寫上也偏重經驗性的描寫。對於第二、三代作家而言，他們並不像第一代一樣完全親身經歷過二次大戰，加上戰後所受教育中歷史論述的影響，戰爭對他們來說是藉以追溯完全陌生的父執輩過往歷史的一種方式，所以在第二、三代書寫的戰爭記憶小說中，戰爭成了小說中真正的主題，而他們在透過重述父執輩戰爭經驗以從事創作的過程裡，父執輩口中的戰爭經驗成了他們筆下的戰爭記憶，也成了「歷史」。因此，成為歷史的戰爭，在第二、三代的小說也就成了可以詮釋的主體，而非用來襯托回憶的客體。在以訪談錄、回憶錄為主的歷史文本方面所傳達出來的戰爭經驗，本論文指出現階段的台籍日本兵口述歷史紀錄，其實並未發揮到完整記錄「戰爭經驗」的目的，這是因為受限於第一個因素是訪談人在未有足夠瞭解二次大戰的背景知識下，導致在採訪實際參戰者時，往往容易忽略了戰爭除了破壞、傷亡外的其他經驗層面，如戰時文化等；第二個因素是戰後台灣人原日本兵對日本索債求償運動的影響，也容易使得訪談錄、回憶錄在敘述戰爭經驗的過程中，偏重於某一種單一角度的回憶，遺忘了戰爭時期日常生活其他層面的事情。本論文結論指出：將文學作品與口述歷史放在同等地位比較，是因為這兩種書寫可以當成不同記錄戰爭經驗∕記憶的來源，相互補充，相互提示，而不是印證。而藉由這互相補充、提示的過程，加上透過對外省人認同研究的討論，得知戰爭經驗∕記憶在目前台灣社會已經被兩個主要族群－以閩南人為主的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分別予以「認同化」，就是認為戰爭記憶形成族群認同的基礎，因此屬於什麼族群的人就被認為應該要有那一種戰爭記憶，所以戰爭記憶已經被吸納、建構成解嚴後台灣各別族群認同的一環。因此，反映在文學作品的創作上，就會出現如被歸類為戰後第二代作家－陳映真的小說從〈歸鄉〉到〈忠孝公園〉中所呈現的不同族群的人物，他們在回憶戰爭經驗時無法溝通的書寫情境出現。
明代江南的遊觀文化與社會心態
(2003) 黃明莉
「遊觀」一詞，始見於《荀子‧君道》，意為「遊覽」，在範圍上涵蓋長時程、長距離的旅行，以及短時間、近距離的攬勝遊逛活動。遊觀盛行是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透過對於遊觀現象的分析，可以揭示當時社會的生活及其心態。明人遊觀生活的真實面貌如何？是何種原因造就了遊觀的普及？其內蘊的思想觀念、社會心態為何？遊觀為何成為明人生活相當重要的一部份，成為解決內心困惑、休憩身心的最佳方式？而在遊觀成為時代風尚的同時，從事遊觀活動所必須擔負的消費支出，士庶如何加以安排及規劃？與遊觀活動相應的消費服務為何？士人及平民百姓究竟如何看待遊觀活動的盛行？遊觀盛行所帶來的各方面影響為何？都是本文所關注的問題。過去有關明代旅遊的研究，大多集中於討論知識階層的出遊，對於相關的旅遊消費、旅遊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問題也幾乎隻字未提。本文便以同時呈現士人及民眾、婦女出遊情況為重心，嘗試探討明代江南旅遊消費以及社會心態。此外，藉由鋪陳明人旅遊時相應的住宿、交通、遊具的使用情況，觀察明人出遊在物質層次上的表現，更進一步瞭解遊觀活動的文化意涵。在時人出遊的心態分析上，本文嘗試援引宋代沿用至今的「工賑」觀念，從士人對於旅遊的論斷著眼，探究士人眼中的遊人心態。本文在章節架構上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為四章：第一章將從社會風氣與消費風尚的整體變遷著眼，為遊觀活動大盛於明代後期提供時代背景上的解釋。第二章從士人及庶民兩個面向分別討論當時遊觀大盛的情況，希望能夠在士庶並重的基礎上呈現出遊觀活動的士庶差異，從中發現不同階層從事遊觀活動的特殊意義。第三章討論物質條件與明代江南遊觀文化的關係，說明遊觀活動中的支出擔負問題，分析遊觀活動大盛在明人生活及消費上的深層意義。第四章討論明代江南地區在遊觀成為時代風尚的情況下士庶心態的轉變，探討旅遊如何變成普遍性消費及士人階層的反應，考察當時士庶不同的消費心態，以求深入呈現明代遊觀活動的時代意涵。綜合本文研究，可以發現遊觀活動在明代幾乎成為全民運動的情況，與當時重視享樂的社會風氣有著密切的關係，對旅遊的觀感也隨著消費風尚的轉變，呈現出高度正面的評價。相應而生的商業服務也隨之增加，無論是旅遊書籍的出版、交通工具的租賃、住宿服務的提供，都增添了遊者的便捷，服務的商品化也反映遊人對於旅途享樂性、舒適性的高度重視。文人積極的面對遊觀活動及遊觀消費，給予正、負面不同的評價，為區別雅俗、展示品味做出努力，呈現引領風尚的優越感及面對庶民仿效的危機感。遊觀活動的發達確是社會經濟變遷的產物，明人正視旅遊消費，審視遊觀活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並積極的尋求解決的方法，正是明代消費文化中雅俗交融的具體寫照。
清代中期苗漢關係之研究－以川楚雲貴地區為例(1723-1850)
(2003) 梁志源
亞太政治經濟結構下的臺日鳳罐貿易（1950-1972）
(2003) 陳怡文
臺灣鳳罐業是徹底的出口產業，其產製過程主要受到輸出市場、原料栽培與空罐容器等三項因素影響，一旦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發生波動，影響世界鳳罐市場需求以及馬口鐵（皮）供應的增減，臺灣鳳罐業的榮衰也隨之受到牽連。本論文藉由戰後臺日鳳罐貿易發展的研究，來說明外部因素對於當地經濟發展及其貿易結構的影響。本論文所用的資料包括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和《經濟檔案》等政府部門檔案，各種農工商類期刊、論文、報紙、傳記、回憶錄等，也訪談罐頭食品公會職員，並參考公會所提供的《罐頭出口統計》及《臺灣罐頭食品年鑑》等資料。除緒論與結論之外，本文各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章企圖釐清美國勢力在臺日鳳罐貿易裡，究竟產生什麼影響，在說明韓戰與亞太政治局勢變化之後，分兩個方面來觀察美國的影響：一從美國政府援助臺灣鳳罐業的效果，二則分析美國鳳罐業資本流動的影響。第三章直接討論日本政府對其國內的鳳罐市場採取的干預措施。日本政府介入市場之目的與琉球歸屬問題息息相關，故本章分三個部分來進行說明，首節將琉球歸屬此一國際政治問題稍做討論分析，後兩節則是說明日本政府的干預行為，對臺日鳳罐貿易的影響。有別於第二、三章由外部結構來分析臺日鳳罐貿易，第四章則從內部行為者來探討臺日鳳罐貿易的特色，企圖找出臺灣鳳罐業者具有哪些特質，使得他們能夠在臺日貿易舞台上有所發揮，並觀察鳳罐業者與同業組織之間的競合、以及他們與政府部門之間的互動，是有助或有礙臺日鳳罐貿易的發展。研究結果發現，琉球議題與美國勢力使得「美－日－臺－菲」間的經濟關係更加複雜，而當臺灣處於不利的國際局勢下，臺灣的鳳罐業者仍憑藉自身的優勢與特質，努力拓展經貿空間。若將二戰前後臺灣鳳罐業的發展與菲律賓鳳罐業相比，則戰後臺灣鳳罐業具有兩大特色：1.優惠市場的喪失：臺日鳳罐貿易戰前緊密結合，戰後卻日漸疏離；日本市場在戰後並未給予臺灣特殊優惠，反而因琉球問題與美國政府的介入，使得臺灣鳳罐輸日受到限制與挑戰，最後琉球與菲律賓逐漸打敗臺貨而取得優勢。2.本地資本的勃興：戰前因總督府的政策，使得臺籍資本家受到排擠，反而是戰後日資撤出，本地資本家才在臺日鳳罐貿易舞台上獲致更多發揮的空間，並使得美資難以將勢力伸入臺灣鳳罐業。從這兩大特色來看外部因素與戰後臺灣鳳罐產業的發展，則日本帝國遺產的說法有待商榷，且難以純用依附論或發展論來解釋外部力量與戰後臺灣鳳罐業之關聯。至於從臺日鳳罐貿易發展過程來談戰後日本與亞洲的貿易關係，則既有重組的一面，也有延續的一面。
歷史學習觀念的澄清— — — 以歷史的涵義及用處為中心
(2003) 鄭勇智
本論文源起於個人自擔任歷史科教職以來，所面臨學生對歷史學習的抱怨。而這些抱怨，對學生的歷史學習動機及效果有不利的影響；且學生會有這些抱怨，主要是他們從過去以來，對歷史的學習在觀念上有某方面的誤解。因此，本論文特別針對個人所碰到以及問卷調查所顯示學生在這方面的誤解，作一些澄清，其中包括：1‧為什麼要讀書？2‧讀歷史值得嗎？3‧我對歷史沒興趣，我不想讀歷史！4‧歷史要背記很多東西，令人反感！5‧我記憶力不好，不想學歷史！6‧為什麼要學歷史？。在上述六項學習觀念中，又以『為什要學歷史？』這點最重要，故本論文針對其產生原因加以分析。茲以為，『學生討厭學習歷史的狀態』以及對歷史的不重視，是其中的兩項原因，故於本論文中針對這兩項原因的產生，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在『學生討厭學習歷史的狀態』方面，從學生個人、教師、教科書教材、評量與作業五大方面來探究其產生原因；在對歷史的不重視方面，則對其作情況的描述與原因探討。至於在澄清『為什要學歷史？』這個學習觀念時，本論文主張從讓學生了解歷史的涵義及歷史的用處著手，故特別針對歷史的涵義與歷史的用處各自撰寫一章，分別從華人、外國人的說法及歷史教育的角度切入論之，希望藉由對歷史涵義與歷史用處的說明，提供解決『為什要學歷史？』的參考答案。總而言之，本論文希望透過對這些歷史學習觀念的澄清，幫助學生改變對歷史的學習態度，強化學生學習歷史的動機，使學生在歷史的學習上，能夠更加地順利與愉快。
建構主義在歷史教學上的理論與實踐-以國二中國現代史教學為例
(2003) 江蕙如
清末民初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研究(1902-1937)
(2003) 林素瑜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究清末民初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發展概要。探討年代起自光緒二十八年(1902)《欽定學堂章程》頒布後，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抗戰爆發為止。本文所討論的內容是以歷史教科書為中心，然教科書的編訂，需配合各級學校不同的需求，教科書的教材選擇也必須有所依據。因此，有必要分析各個階段歷史課程的設置，與歷史教育目標的內涵，方能明瞭各個時期歷史教科書的種類、名稱由來、施教對象，與教材編選的標準。故本文先行探討歷史課程的變化，與教學目標對教材內容的指示與規範，再論及歷史教科書的出版概況與審查制度。此外，本文還選取清末民初較具代表性的歷史教科書各兩至三部，分析其教科書架構與教材內容，藉由對教科書內容的實質探討，來呈現早期歷史教科書的內容特色與結構變遷。綜觀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的發展，可說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歷程。這其中包括了：教學目標方面，從傳統借鑑、教化忠良的功能，擴大到歷史知識的吸收，與對社會現狀的認識；教材方面：從傳統政治取向，擴大到社會、文化層面。由本研究可見，歷史教科書的編輯，深受統治者的政治意識型態，與社會普遍的意識形態影響。前者如清政府訂定的忠君愛國政策，以及國民政府的三民主義教育思想；後者例如清末開始流行的進化觀念、教育界中尚武、尚公，以及民族主義愛國思想，與民國初年的共和思想、新文化運動等等。而這些不同的意識型態落實為教育宗旨或教育目的後，轉化為各科教學目標，更進一步規範了教材的選擇與呈現。故可以說，教科書實是時代的產物。
高雄中學與「二二八事件」
(2003) 林秀玲
新埔地區的經濟與社會變遷
(2003) 曾春鎂
論文摘要內容：本論文撰寫的動機，主要在對新埔地區的經濟與社會變遷作一整體性的探究，屬於整體性的歷史地理研究。研究的主題分為自然環境的探討，漢人聚落的開發，漢人社會的整合，與地方人口的變遷、產業的發展等四大部分。由於早期先民土地拓墾過程中，常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故以自然環境作為討論的起點。況本區屬於丘陵狀臺地，地質多為礫石層，土壤酸性強而瘠薄；冬季又多強風。為適應此環境不佳的生活空間，漸發展出有別於他地的人文活動。其次在漢人聚落的建立方面，主要探討原住民在漢人不斷入侵墾耕的脅迫下，生活型態遭受衝擊逐漸轉變。同時，透過漢人土地的取得方式、水利的開發、街庄的興起等議題，觀察漢人移墾社會的建立與發展。至於漢人社會整合方面，則討論如何透過祭祀圈的建立、宗族嘗會的形成、文教的提倡，凝聚認同意識以整合人群。最末一部分則是探討隨著政治力量的改變，日本時代新埔地區的人口結構產生何種變化？以及經濟發展雖仍以農業為主，但具有濃厚經濟價值導向，不僅農作物種類增加，單位生產面積提高，柑橘、茶葉亦逐漸成為本區輸出的主要經濟作物。
台灣歷史社會學的發展（1960-1990）
(2003) 蕭令杰
1960-1990台灣的社會科學始終與美國核心學術發展亦步亦趨，在學術世界體系中屬於被動的從屬地位。1970年代行為科學影響下的社會科學，基本預設是「非歷史」的，因此歷史學無法跟社會科學有對等互動，歷史學只是社會科學理論的消費者。隨著世界社會科學理論的變遷，舊有學術框架限制的打破，1980年代社會學體認到理論本土化的重要。但要建立符合本土社會文化的理論，必須有賴對本土社會的研究，因此歷史社會學重新受到世界學術體系的重視，韋柏與年鑑學派的歷史社會學在1980年代相繼成為學術主流。深受世界學術體系影響的台灣也受到這股潮流的衝擊，於是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式反而成為建立理論的基礎。因此1980年代後，社會學也試圖從歷史資料歸結出理論，歷史學也加入理論生產者的行列，不再僅是過去地位低落的理論消費者。
顯靈：清代靈異文化之研究--以檔案資料為中心
(2003) 莊德仁
高中歷史課程中的宗教史教材教法研究――以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為中心
(2003) 陳建宏
《民報》與戰後初期的臺灣
(2003) 黃淑英
　　《民報》是戰後臺灣最早創刊的報紙，二二八事件後被查封，計發行一年五個月。該報是由一群具有政治、文化運動背景的臺籍人士共同經營，是最具民間輿論色彩的報紙。其秉持傳統的「民報精神」，不但銜接了臺灣文化協會時期知識分子辦報的餘續，亦為臺灣戰後「為人民利益奮鬥的十字軍」。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在政治體制上實行行政長官公署制，給臺人帶來不愉快之感的，便是中樞對臺灣並不是用與其他省份同等之眼光來看待。經濟上維持特殊的統制政策。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相伴而生，糧食問題、物價飛漲，因而引起社會的不安。面對暴動隨時可能發生的局面，《民報》基於維護人民利益的理念，究竟如何對應？其言論內涵為何？有無侷限？以上乃是本文的研究動機。　　本文的研究方法，一方面運用內容分析法研究傳播媒體的內容，對報紙形態、人事組織、營運發展及篇章內容等進行分析。另一方面，仍以歷史研究法為主，對史料做考證、分析、歸納綜合與排比，探討戰後初期的臺灣政經社會文化。　　本文除緒論、結論外，共分四章。首先，探討《民報》的創辦與經營。該報屬「文人論政」式的報紙，當成是關心國事、抒發政治理念的管道；而政府對其種種管制，又成為反映當時政治局勢最佳的佐證。本文即透過新聞消息、社論內容的分析，以瞭解該報對戰後初期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項狀況的反應。其次，探討《民報》與二二八事件。究明該報在事件前後的角色，以及二二八事件對臺灣報業之衝擊。最後為「結論」。《民報》深知過去臺灣人運用媒體進行政治社會運動的歷史，因此政治與新聞媒體的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問題。後來，報紙雖然被查封停刊，但是該報在面對政府的施政失策、經濟崩潰與社會危機，充分發揮「社會木鐸」的媒體功能，達成反映民情、針砭社會亂象之目標，以及督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進步，這一點才是其值得保存的重要理由。
清季知識份子對俄羅斯認識之研究(1842-1895)
(2003) 葉鑫驊
第一章，以1859年之前，對俄羅斯認識較為具體的著述為中心，說明對俄羅斯的記載所偏重的層面；其次以兩個在知識份子間，看法較不一致的問題為例，第一，知識份子對俄羅斯起源的解釋，第二，關於俄羅斯歷史的發展。這兩個問題，是見諸於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記載中，明顯被廣泛討論的，亦可計此看出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認識未盡正確。第二章，首節述論十六世紀後，俄人東向西伯利亞與西侵土耳其的過程，指出，儘管知識份子已非憑中國單方面的記載而認識俄羅斯，但認知的結果，還是與現實的狀況有所差異。次節旨在說明說明，咸、同之際，是中國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俄人對中國的侵略益不落人後，但朝野對俄羅斯並無進一步的認識與防範，同時知識份子對俄認識的累積，亦無法發揮作用，交互影響下，俄人遂盡奪土地與利權，迨同治末年，俄人已侵奪伊犁後，朝野對俄人始以積極的行動防範俄人。第三章，主要分析同、光之際的知識份子，思索歐洲的局勢，取法古代的觀念，認為歐洲具有春秋戰國相似的情形，以導出俄人等同於秦國的觀點；故面對俄羅斯，擬以合縱的方式，聯合英、德、美等國以拒俄人，但是這樣的思維，是有其盲點的，特別是知識份子不黯各國國情，忽略了中國本身對洋人而言，僅為一宰制的對象，並非足以影響各國利害關係的要角，故「防俄」的主張並非可行，至於日後甲午戰爭發生，使得「防俄」傾向的改變，更可看出，之份子對俄羅斯的認識，仍然是微弱而搖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