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本文討論吳繼文《天河撩亂》及李琴峰《北極星灑落之夜》兩本酷兒小說的翻譯議題，嘗試結合酷兒理論與翻譯研究，以「酷異翻譯」為分析視角，解構大眾對「翻譯」的認知。吳繼文和李琴峰從事翻譯、旅居異國的經驗，讓《天河撩亂》與《北極星灑落之夜》兩部作品本身即蘊含多語言、跨文化元素。《天河撩亂》與吉本芭娜娜小說展現互文性，「漂泊的湖」水循環意象更能說明「創作與翻譯」的關係：文學元素如水分子穿梭於作品之間，並透過翻譯改變型態。《北極星灑落之夜》融入日本、臺灣、中國歷史事件，東亞酷兒角色亦對身分認同政治有所反思；援用多種文化符碼，與各立場保持距離，正是小說特色，也指向看待「雷同」的輕鬆態度。此外，兩部作品皆刻劃從臺灣移居日本的跨性別角色，若以「翻譯」形容她們的過渡期，會發現「跨」標誌出的並非僵固的兩端，而是一趟持續的旅程。透過「酷異翻譯」的討論，本文希望挑戰「原作 → 翻譯」預設的線性時間想像，指認事物之間相互重疊、滲透、流動、難以定義的層面，打破二元對立框架。

　　《道德經》（Tao Te Ching）是翻譯數量僅次於《聖經》的文本。然而，《道德經》的眾多重製（reproductions）、改編（adaptations）和「偽譯」（'pseudo-translations'）作品，也已納入西方流行的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或「新時代」（'New Age'）文學，其中不少由中文能力有限或全無的「偽譯者」製作。若干權威漢學家（如 Girardot、Goldin、Kirkland、Mair、Moeller）已提出此現象中的翻譯真實性問題，尤其考慮《道德經》複雜的形成歷史、作者身份、文本傳統、詮釋史與翻譯史，以及譯本類型。　　相對於「偽譯」，謹慎的學術型譯者們荷擔著盡其所能地透過詮釋，以復原《道德經》本義的責任：對某些看似簡單的概念提出最真實的詮釋，是極具挑戰性的，例如此經典中原始的（primal）、具文化特異性的（culture-specific）宗教哲學概念──「道」。本研究選擇了三種西方《道德經》譯本中「道」的學術詮釋，並在「厚實翻譯」（'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下，觀察其原始意義在各自特定學術領域中的復原。文化理論家阿派爾（Kwame Anthony Appiah）的「厚實翻譯」強調將文本（text）置於其豐富的文化和語言脈絡（context）當中，並稱之為一種附有註釋和注解的「學術翻譯」（'academic translation'），而這些註釋和注解可視為文學理論家簡奈特（Gérard Genette）所稱之為副文本（paratexts）的內容。翻譯理論家赫曼斯（Theo Hermans）的「厚實翻譯」進而強調對原始文本的意義和脈絡的跨文化深度探索，他認為這種深度無法單獨在譯文中傳達，需要額外的文本機制，如附註（notes）和其他評論性注釋（critical apparatuses），而這些在本研究中也視為副文本。此外，翻譯理論家張佩瑤（Martha P.-Y. Cheung）進而認為，「厚實翻譯」是一種文化再現形式（cultural representation），它是通過「意義層次」（'layers of meaning'）展現具中國文化特異性概念的異己性（Otherness）。　　有鑒於此，本研究將（1）文字學家梅維恆（Victor H. Mair，1990年）、（2）歷史詮釋學家邁可．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1992年），以及（3）比較哲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和大衛．霍爾（David L. Hall，2003年）所譯之《道德經》第一章經文起始句，通過三個意義層次觀察，即「詮釋層次」（interpretive strata）：（1）文本（text）：包括譯者在原文不同版本中的首選原文文本、用於支持其詮釋的其他古代或現代文本，以及這兩者如何幫助形成各自的譯文文本；（2）副文本（paratext）：譯者使用於譯文之外的文本篇章，即以前言、序言、後記、附錄、詞彙表等形式傳達對「道」更加全面的詮釋性文本；（3）脈絡（context）：以大量副文本形式傳達的、特定學術領域的詮釋脈絡（interpretive contexts）和手法，是由以上三種譯本的學者型譯者們，根據自身研究為基礎的翻譯中表現出來的，展現其來自不同學科在《道德經》研究中的卓越和高學術標準。結果發現，《道德經》的文本意義被各種因素所影響，例如原文版本的選擇和副文本中傳遞之各種不同的詮釋脈絡──即文本在詮釋過程中並非無改變，而是帶有譯者意圖，因而譯文結果亦受影響。由此進而發現，三種譯本在三個詮釋層次中對「道」的理解均有異處：原文文本其不同意義之產生，決定於其起源於不同的語言、歷史、社會、文化或哲學脈絡，透過附加到其相應之不同譯文的、帶有譯者意圖的副文本進行傳達──換句話說，副文本即為一種文本和脈絡之間的交互作用物（interactant）。整體來說，本研究認為《道德經》中「道」的「厚實翻譯」，可理解為其詮釋性表徵，其呈現不同之脈絡化的意義，在不同詮釋層次之間，以及透過不同譯者之間對話的二維相互作用中產生，從而塑造其產生之各種相異的本體論（ontology），並顯示出「道」的翻譯之必然性（necessity）、層次性（layerity）、多重性（plurality）和共同創造性（co-creativity）。然而，雖然詮釋各有不同，在這三種譯本中也發現了一個意義的匯合點，即本研究中認為是「道」的非教條性（non-doctrinality）。從此發現所延伸出來的觀點是，由於「道」的意義是共同創造的，故無普世的制高點來談論「正確的」或「最好的」翻譯，並合理化了對「道」的多元共同創造的詮釋，以譯者和文化之間對不同世界觀的建設性對話為其形式。上述發現提供了以下啟示，來重新思考翻譯研究中的若干概念：（1）「道」的一對一、字對字的「對等」（'equivalences'）；（2）有關「神話」與「真實」的「巴別塔」（'Tower of Babel'）問題；（3）從《道德經》遠古的口傳文化（oral culture）演變成至今未曾間斷傳遞其脈絡化的注釋、解經和翻譯，來重思《道德經》的「文本」（'text'）性質；（4）翻譯研究應進一步向跨文化人文學科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開放；以及（5）從《道德經》的透明並易於閱讀的「虛薄翻譯」（'thin translations'）中看到的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不兼容性（incompatibilities）。正是《道德經》翻譯的「厚實」（'thickness'）促進了對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反思理解，這在當今加速的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和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中具有重要價值。

《西遊記》位列中國四大奇書之一，自十六世紀首度出版以來，一直都是中文圈最受歡迎的章回小說之一。歷經將近五世紀，書中的人物和故事眾所周知，也長久深受中文讀者喜愛，可以說得上是中國文學史上經典不敗的作品。最早的《西遊記》譯本是十八世紀出版的日文譯本，但第一本英文譯本卻到了西元1913年才出現。《西遊記》目前有五個主要的英文譯本，其中兩本為節譯本，首先是英籍宣教士李提摩太的1913年譯本，然後是英籍漢學家亞瑟偉利的1942年譯本。《西遊記》還有兩個英文全譯本，一是余國藩教授1977年的譯本，另一則是英籍漢學家詹納爾1982年的全譯本。此外，美籍作家兼詩人大衛克狄恩重新編寫了《西遊記》的故事，並於1992年出版。雖然有學者針對個別譯本做過研究與評析，但各譯本之間異同的比較研究卻寥寥無幾。此研究將從《西遊記》中的韻文翻譯作為出發點，比較分析各譯者所採用的翻譯策略，解決翻譯問題的手法，以及各譯者之間翻譯風格的異同之處，期待經由這項研究，能夠初步了解經典中文章回小說《西遊記》翻譯成英文時，其中韻文翻譯牽涉到的文化轉化過程，以及譯者觀點差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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