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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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臺灣戒嚴時期（1949-1987）好萊塢電影的審查與翻譯(2024) 李明真; Lee, Ming-Chen臺灣戰後百業蕭條，但電影產業依舊蓬勃發展，好萊塢電影更是成為電影主流，加速美國文化在臺灣的傳播。然而，在戒嚴時期，政府實施嚴苛的電影檢查制度，電影一律須經過層層審查，凡內容觸犯檢查標準者，皆須修改、刪減或禁演。好萊塢電影也不例外，為了避免遭到禁演而血本無歸，好萊塢電影發行商經常須應政府要求，竄改電影情節，甚至對字幕翻譯進行改寫。本文旨在研究臺灣戒嚴時期受到審查的好萊塢電影，透過分析相關歷史文獻，釐清字幕翻譯改寫現象的歷史脈絡和影響，並探討官方審查制度對影視翻譯文本的操縱情形。Item 黑貓的凝視：兒童文學中驚悚情節的過渡與操縱— 以三版《黑貓》譯寫本及其附文本為例(2022) 林虹瑜; Lin, Hung-Yu在大眾認知的兒童文學讀本中，直接展現出血腥、暴力、精神異常與恐怖的元素往往在第一時間就受到審查或刪除，避開這類恐怖或靈異的元素甚至成了大部兒童文學創作者與出版者間共同的默契。然而，當標榜給「兒童閱讀」的文本，因為原作的故事與劇情的需要，在改寫的過程中需要保留這些內容，這些立足於灰色地帶的作品究竟該用什麼樣的面貌來到讀者的手中。筆者嘗試用成人驚悚文學改寫成兒童讀物的繪本與短篇故事，探討給青少年讀者的文本是否能夠藉由操縱、改寫與附加文本（家長手冊、閱讀引導、注釋與插畫），讓目標受眾（兒童與青少年）在欣賞文學之美的同時，更能享受閱讀的權利。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方式，分別觀察來自三版分別來自英文源文以及日文源文的中文譯本，透過檢視改寫過與非改寫過的源文本之中，四類所謂「兒童不宜」的情節，了解兒童讀物在譯寫過程中是否進行改編或刪減等操縱，以及是否對劇情進行移動或增補；同時也加上對於出版品本身附文本的增補，協助兒童讀者更能夠理解原本為成人設計的情節。透過這樣的研究，筆者希望能夠對於兒童讀物在驚悚與恐怖情節的接受有更進一步的辯證，讓兒童在閱讀的時候不僅能享受文學的樂趣，更能獲得選擇。Item 譯者的操縱：從Cuore到《馨兒就學記》(2010) 陳宏淑; Hung-Shu Chen本研究旨在探討譯者的操縱，關注的焦點在於譯者對文類、敘述模式、角色、情節的操縱。以《馨兒就學記》為例，此書為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於一八八六年完成的日記體小說，後來在一八八七年由哈普古德（Isabel F. Hapgood）翻譯成第一個英文譯本，之後日譯者杉谷代水根據此英文譯本，於一九○二年翻譯成日文的《學童日誌》，而中譯者包天笑再根據此日譯本翻譯成第一個中譯本《馨兒就學記》。這段從義大利到中國的漫長旅程是一個複雜的轉譯過程，每個版本之間的差異凸顯出譯者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研究比較義大利文、英文、日文、中文四種語言版本，觀察譯者如何操縱文本。他們的操縱顯示出翻譯其實是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的改寫。透過本研究提出的譯例，可以清楚看見譯者受到當時社會在詩學規範或道德規範方面的影響。在包天笑的譯本中，他將書中的故事改寫並在地化，類似這樣的翻譯策略在晚清頗為普遍，但透過本研究的比較與分析，可以證明包天笑的操縱也受到日譯本很大的影響，而不全然是他自己的創意發揮。在許多刪節改寫的部分，其實是日譯者杉谷代水操縱在先，包天笑只是蕭規曹隨。不過這兩位譯者的操縱都反映出他們在創新與守舊、西方與東方、異化與歸化之間矛盾掙扎，兩股力量的拉扯與當時的歷史社會脈絡息息相關。由此案例觀之，譯文並非原文的反映或再現，而是原文的來世，在異地產生了新的影響與效應。Item 外交家譯者─從《鹿鼎記》英譯本看譯者操縱(2013) 扶逸蕙; Diane I-Hui Fu1969年三月，中國和蘇聯為了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同年十月，金庸武俠小說《鹿鼎記》開始連載於香港《明報》，直至1972年連載完畢，內含許多不利俄、荷甚至其他歐洲國家形象的內容。1997年，《鹿鼎記》英譯本問市，2002年，譯本三卷全數出版，譯本內，侮辱俄、荷等國的內容卻被大幅刪除、淡化甚至改寫，本研究試圖透過文本分析法，觀察譯本遭操縱的情形，並根據比利時學者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翻譯改寫理論探究譯者操縱譯文的原因。 本研究發現譯者干預譯文是基於自身的譯者定位、自己的族群身分和承襲的翻譯傳統。譯者以文化外交官自居，因此小心不讓譯文引發任何負面效應，此外，譯者身為英國人（歐洲人），自然傾向擁護符合歐洲人利益和信念的價值觀，並排斥毀損同胞形象或違背歐洲人觀念的內容。譯者也尊崇他們從前輩或老師那裏承接的一套翻譯觀和翻譯傳統，這套傳統認為譯者為了幫助讀者理解甚至喜歡譯文，可以改寫譯文，甚至發揮創意，增添原文沒有的文句。 由此可證《鹿鼎記》英譯者確實基於意識形態因素操縱譯文，研究結果符合勒菲弗爾的翻譯改寫理論。 本研究顯示當翻譯研究脫離「忠於原文」的標準，將譯本置於歷史社會脈絡下檢視，才可突顯譯本「失真」問題背後的千絲萬縷因素，並培養研究者對翻譯及翻譯研究的深度視野，這是《鹿鼎記》英譯者在娛樂讀者之外，另一個重要貢獻。Item 譯者的知識份子角色──以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譯本探討政治背景對翻譯之影響(2007) 蔡昀汝; Yun-ju Tsai作為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譯者，並不只是單純具有雙語能力之文化掮客、或知識獨占者，而是能運用雙語能力之優勢，成為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謂的「知識份子」，身負文化傳遞的責任。 根據薩伊德的觀點：知識份子的形象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 一本好的譯作，會帶來重大的影響，啟迪民智、引發進步的動力。尤其在資訊封閉、言論自由受到箝制的社會，譯者（有時候是出版社或總編輯）所扮演的角色更是關鍵－－譯者其實是文化傳遞與知識散播的一環。傅科指出：「若沒有一個溝通、紀錄、積累和轉移系統，任何知識都不可能形成，這系統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形式，其存在與功能和其他形式的權力緊密相連。 反之，任何權力的行使，都離不開對知識的汲取、佔有、分配和保留。」由此可以看出：當譯者沒有意識到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權力的系統中，他充其量不過是個權力施加的客體或載體，但是當他轉換念頭，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識，那麼譯者的所作所為，包括選擇要翻譯哪些作品、如何翻譯作品，都是在行使其選擇與表述的權力，這時他就是一個行使權力的主體。權力的主客體轉換就是這麼微妙，僅在一念之間。 誠如勒菲弗爾所言，社會乃多元系統的集合體，文學系統與其他系統互動，也屬於社會多元系統的一部份。而翻譯自屬於文學系統，必定受到譯者或當權者的意識形態與文學觀的支配，無法真確反映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把翻譯、編輯、文集編纂、文學史和工具書的編寫等等，一律稱為「改寫」，而改寫就是「操縱」，是為權力服務的有效手段。而其中他認為影響翻譯的三大因素為「贊助力量」（patronage）、「文學觀」（poetics）與「意識形態」（ideology）。 本文藉由喬治‧歐威爾的政治預言作品《一九八四》之中文譯本在台灣、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譯介情形，試圖探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受到政治背景（權力）之影響，望能解開譯者腦中黑盒子的秘密，檢視譯者是否忠實於知識份子的使命，亦或受到外界壓力而影響詮釋之角度。Item 《杜連魁》之「異/譯」性戀(2007) 蔡淑菁; Su-Ching Tsai本文旨在檢視王爾德的小說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與王大閎齊名之譯作《杜連魁》之間對同性戀議題的不同發揮。探討《杜連魁》譯本雖可見於華人的評論、譯評及學術研究領域，但探討範圍大多侷限於語言或文化的對等，尚未有研究深入探討同性戀的議題是否在翻譯中喪失及其此喪失的過程，甚至連原作的同性戀書寫也常受到忽略。我的研究以傳統翻譯的定義來評析王大閎的譯作，也就是假設原文有可譯的涵義，一來是因為此種研究角度能直接點出我所想發掘的呈現差異，二來則是因為譯者及譯作本身宣稱忠實，並長久以來被冠上忠實翻譯的光環，並為大多數的讀者、研究者所信服，我刻意運用這種標籤來探討譯文，質疑同性戀主題是否也如譯者所言，信實地呈現。根據此研究角度，我先分析王爾德的情慾書寫，然後再剖析王大閎的處理策略。 研究發現，王爾德的情慾表達是建立於偽異性戀架構之上，再佐以繁多同性戀情欲轉喻，因此充滿了暗示性的書寫。而王大閎的譯作則是偏離原作傳遞的同性戀身份論述，並把外觀的掩護轉換成故事的內容。一方面，譯者運用中國古代男色來描寫同性情慾，但因為中西性別、情慾文化觀點不同，這促使譯文偏離王爾德傳達的同性戀意識。再來，譯者加強道德警世寓言的意味，強化異性戀架構，並融入中國男性道德觀，使得原先是講述置身於衣櫃內同性戀者的故事，搖身變成了道德敗壞而言形放蕩的花花公子。王大閎的翻譯策略顯露了典型的異性戀者對同性戀者的雙重態度（homographesis）。本研究得到的結論乃是，同性戀書寫因該性傾向之邊緣、次文化及受歧視的地位，而必須發展出暗示性的書寫方式，譯者可因個人目的、喜好，輕易地在譯文中消弭同性戀情慾。故翻譯研究在探討牽涉同性情欲的書寫時，不應完全誠服於翻譯忠實的標籤，而忽略了潛在的同性情慾改寫。有鑒於王大閎當時翻譯時台灣同性戀論述及書寫資源皆有限，他仍可介入操縱，並遮掩他的改寫，消弭同性情慾，以當今蓬勃發展的男同志與女同志文化，可想見會釋出更多複雜的因素、改寫策略及操縱的可能性。同性戀書寫，可因翻譯而強化、顯現、出櫃，但翻譯也可能改變、消弭、移除此情慾。本文指出同性情慾翻譯的操縱，唯研究範圍有限，有待日後研究，尤其是有關華語的翻譯，以繼續探討翻譯與同性戀情慾書寫之相互作用。